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非对称机制研究

通过运用双门限值的SETAR模型来分析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调整机制。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波动程度与调整速度在人民币升值和贬值时具有非对称特征,且波动幅度处于两个门限值之间时,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发散特征;此外,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在1994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持续小幅升值是一种均衡状态。     

人民币均衡汇率决定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分析——基于行为均衡汇率估算模型分析技术改进的研究

 本文首先对经典行为均衡汇率模型简要解读。指出其在估算实践中,暗含技术上的严格假定。本文给出放松假定的改进。通过人民币均衡汇率估算的经验分析,对改进工作进行检验。为人民币均衡汇率估算研究搭建一个深入分析的技术平台。经验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存在低估,但与长期均衡汇率比较,其实际汇率一直存在高估的情况。鉴于均衡汇率水平的决定机制复杂,人民币汇率水平升值调整必须慎之又慎。     

人民币均衡汇率估计与汇率失衡研究

文章以PENN效应为基础扩展购买力评价法,并且结合转型国家的特征,采用164个国家1980～2010年的面板数据估计人民币均衡汇率.结果表明PENN效应和结构转型对实际汇率波动有稳健的解释力.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均衡汇率逐年下降,2005年企稳回升.根据置信区间分析,2008～2010年人民币汇率已被严重高估;即使考虑中国购买力平价数据存在20％的高估,人民币汇率也已经进入合理区间甚至高估.所以,人民币不仅不应该升值甚至需要一定贬值,以防对经济的负面冲击.     

基于Gonzalo—Granger方法的长期均衡汇率的估计

研究人民币应当升值或贬值就是研究实际汇率是否存在高估或低估的现象,实际汇率浮动应以均衡汇率为中心。为了分析长期均衡汇率的估计问题,文章通过均衡汇率决定模型—MacDonald(1998)模型,利用国际先进的计量方法Gonzalo-Granger的长期共同成分分解方法来研究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结论是人民币名义汇率存在低估,当前人民币升值是正确的,是大势所趋,出于外汇制度改革的战略性考虑,应适当地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     

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错位程度测算

文章从实际汇率出发,运用均衡汇率模型和协整理论,并通过实际汇率错位测算公式测算了1980～2005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错位程度。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在此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币值低估和三个阶段的币值高估。实证结果也显示,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自2002年以来确实被低估了,但并没有被严重低估。因此,人民币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必要大幅度升值。     

基于ARCH类模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特性分析

2005年汇改以来,尤其是进入2007下半年以后,随着次贷危机的蔓延,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速度和波动幅度显著增加。文章使用ARCH类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剧烈,具有明显的尖峰、厚尾、波动率聚类特征;外部冲击会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并且冲击的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同导致人民币贬值的因素相比,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更大幅度的波动。这些特征要求市场参与者提高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谨防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     

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汇率制度改革探讨

文章利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估计出人民币均衡汇率.重点考察了2001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失调的情况,结果表明:目前人民币实际汇率并没有趋势性偏离均衡汇率,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程度呈逐步扩大趋势,因此需要进行汇制改革.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视角下货币替代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1994～2012年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汇率波动等因素与货币替代的进行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等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货币替代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实际汇率波动与货币替代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及其波动对货币替代都影响显著,在短期内能够回到均衡位置.     

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失调程度分析

本文运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模型对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和人民币汇率失调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样本区间为1994年1季度至2004年2季度。选取影响汇率的四个宏观经济指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进行协整分析,并通过Hodrick-Prescott滤波技术对经济指标进行平滑得到均衡汇率,在此基础上,对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失调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中美、中日双边贸易的比较分析

以中美、中日1994—2007年的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建立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贬值通过扩大出口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和出口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符合巴拉萨效应;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ELG假说成立,而GLE假说不成立;中美贸易的参数检验效果明显优于中日贸易。为此,应采取稳定出口,促进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竞争力;合理控制人民币波动幅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政策措施。     

人民币汇率应对美国非对称冲击的缓冲机制及效应分析

 本文依据汇率决定理论,构建包含人民币汇率、中美两国GDP、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基于结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SVECM）方法,识别了包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方程及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方程,进一步应用方差分解判断了中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应对源自美国的非对称冲击的缓冲机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趋势的根本动因是中国产出及通胀水平相对美国的提高,而汇率传递效应则是不完全的。在1-2年内,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来源主要受源自美国的需求冲击(实际冲击)影响,而在3-5年内则主要受美国货币政策扰动（名义冲击）影响。因此,央行重启人民币“汇改”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作用。     

1984-2008年人民币均衡汇率错位的实证分析

运用均衡实际汇率理论,对Elbadaw均衡汇率模型进行修正,构建中国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测算了1984—2008年人民币均衡汇率错失程度和实际汇率错位的季度状况。结果表明,人民币自1984年以来经历了三次低估、两次高估。2002—2003年的低估幅度小于10％,2004年低估程度加大;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是及时必要的;2006年下半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所回升,改变了从2003年开始的均衡汇率停滞不前现象,表明这次汇率制度改革是成功的。     

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失衡与调整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为背景,以BEER现代汇率决定模型为基础,依托1980～200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所建立的人民币汇率决定模型,对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决定、失衡及调整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是构成我国人民币汇率的运动轨迹;1994年以后,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趋于完善,但由于受制度因素、货币政策因素、贸易政策因素、相对劳动生产率因素以及资本因素的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存在严重的低估,并于2004年前后达到谷底;2005年后,汇率有升值趋势,情况略显好转,进口增加显著,顺差减少,国内外失衡状况得到改善.表明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最后,对如何加快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中美汇率非线性波动特征及预测

文章选取1994年1月至2011年2月美元兑人民币月平均汇率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建立STAR模型,分析了中美汇率的非线性特征,通过检验发现ESTAR模型能较好拟合汇率增量序列;其次对ESTAR-ARCH类三种组合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ESTAR-GARCH模型能更好地描述汇率变化的趋势,说明汇率增量既具有对称的非线性特征,也存在波动的群集效应;最后基于ESTAR-GARCH(1,1)模型对近两年来美元兑人民币月平均汇率进行预测,预测精度很高,说明所建模型非常合理,并且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十个月人民币将继续升值。     

制度变迁背景下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研究：1986-2009

 1986年至2009年间,人民币汇率制度几经变迁,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水平也多次呈现出跳跃性的变动,这使基于CPI等价格指数构造出的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指数含有明显的异动成分。本文运用异常值分析方法,分离了这段时间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中的异动成分,并估计了异动成分的性质和大小。这些异动都是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的贬值造成的实际汇率的永久性贬值。剔除这些异常变动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序列呈现出明显的确定升值趋势。     

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与国际收支的动态关联性分析

文章应用基于MCMC模拟的TVP-VAR-SV模型分析了中国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间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以及国际收支之间的动态关联性.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中国汇率和国际收支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2007年之后影响加大,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原因;其次,经济增长冲击可以解释样本时段内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趋势,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受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影响明显,但是国际收支冲击对汇率波动的影响与传统的理论结论并不一致;最后,中国经济增长冲击可以解释样本时段内国际收支长期的“双顺差”,而汇率冲击会使得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广东省FDI利用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和短期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分别与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均衡关系。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远大于名义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而短期内则刚好相反。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的波动均是外商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人民币汇率无论是名义贬值还是实际贬值都能够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双阀值LSTAR模型的人民币汇率均值回复分析

为研究人民币汇率均值回复现象,文章提出一个双阀值LSTAR模型,并对该模型的非线性检验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于单阀值STAR模型需要对转换函数进行三阶Taylor展开,双阀值LSTAR模型只需对转换函数进行一阶Taylor展开即可,这大大节省了自由度。随后,该双阀值LSTAR模型被应用于人民币汇率均值回复实证检验。     

人民币均衡汇率估计:DOLS方法

相对于Engle-Granger两步法与Johansen方法,DOLS方法在小样本、联立性偏误、包容不同单整阶数等方面具有优越性。而拓展的弹性价格货币模型增加了汇率失调计算的理论成分。基于以上两点的实证结果表明,1990-1994年人民币实际汇率被过度低估,1995-2006年第3季度,人民币实际汇率均是被低估的。受协整关系制约,未来人民币低估的幅度会缩小。     

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模型的构建

文章以Elbadawi的发展中国家均衡实际汇率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模型;通过构建非贸易品需求和非贸易品供给函数,求解出了非贸易品市场均衡时的实际汇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