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

"正变"是中国诗学特有的关于诗歌发展的概念.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既有"系乎诗"的方面,支持诗体的独创,倡导"代有其人,人有其传";又有"系乎时"的方面,强调诗体与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期待具有明朗和雅之声调、丰沛深厚之情感内蕴的盛世之音的出现.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释"诗体正变"--中国诗学之诗史观

传统的中国诗学有其独特的诗史观,它是围绕"诗体正变"问题而展开的.这一观念自酝酿以至成熟,大致经历了由"风雅正变"到"质文代变"再到"诗体正变"几个阶段."诗体正变"说的特点一是将诗歌演变的历程归结为诗体流变,力图从诗歌体式变化的角度来显示诗歌创作的盛衰和时代风气的转移;二是讲"源流正变",且多带有"伸正诎变"的倾向;三是不忽视各种内因与外因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影响落实到诗体变迁上来.近代进化论史学观确立后,"诗体正变"说受到冷落,但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诗》无‘正变‘浅说

“正变”之说,最早见于《毛诗·大序》。其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的废,哀刑政的苛,呤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序》在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的“变”,显然是“达于事变”的“变”,即指因时事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所以“风”有“正风”“变风”之分,“雅”有“正雅”“变雅”之别。 关于《诗序》所说《诗》有“正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和反对。《诗》无“正变”之说,几乎成了定论。但是,近     

《卜居》“大人”解

屈原与党人集团的歧异,在于对楚王(包括宠姬郑袖)持迥然不同的态度,这在《卜居》内表现得十分充分。例如,“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一组二问系谓对楚王的态度而言,则随之而来的“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一组二问便应为对郑袖的态度而言。“大人”乃郑袖也。王逸注“贵戚”云云,当为误解;五臣注“君之贵幸者”是对的(但语焉不详)。《史记·屈原列传》即把郑袖称作“〈楚〉怀王之宠姬”。以下文例之,那就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系对楚王言,“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系对郑袖言,谓靳尚之流是     

“风雅正变说”溯源——从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起

风雅正变是《毛诗序》提出的重要诗学理论.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正变》中认为,风雅正变说是受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刘向《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 “诗妖说”的直接影响.此说值得商榷.孔孟关于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论述,应该是风雅正变说的直接理论源头.孔孟倡导权变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学家继孔孟之后提出了经权、常变范畴,用来评价春秋时期正常事件和非常事件.《毛诗序》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经权、常变概念,以此来解说《诗经》中的美刺现象.《毛诗序》所说的正风、正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常辞”、“经礼”;《毛诗序》所说的变风、变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应变”、“知权”;变风、变雅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在可以然之域”;《毛诗序》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略似公羊家所说的“有善”.风雅正变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诗经》中一百多首刺诗现象,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诗歌如何履行批判现实政治使命的问题.     

关于高棅诗学的四个问题——兼与周兴陆先生商榷

高棅征辟入京时间是永乐四年,而不是周先生说的永乐元年;彭曜"入京"省视叔父说法不准确,当时北平并不是京城,其与高棅"京城"(南京)相遇地点不同,周先生说法有含混之嫌;高棅诗学思想中"音律正变"、"体制始终"和"性情之正"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周先生说的《品汇》"诗体正变"到《正声》"性情正变"的转移过程是不存在的,是对高棅诗学思想的误读;彭曜《题识》和黄镐序及胡缵宗序刻本《唐诗正声凡例》,对《正声》编选时间的矛盾说法,值得学人进一步深思、探讨.     

"正变系乎诗"——试论叶燮对"诗体代变"的原创性阐释

传统诗学的正变观念,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都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阐释诗体的正变。叶燮却能突破传统,以"主变"为策略,用历时性的眼光,在诗体延绵不断的发展链中,肯定正体与变体的循环及其相对性特征,打破正体的永恒性,消解了正与变的对立;同时,又以共时性的视角,大胆地质疑正变传统,颠覆了正体决定变体的关系,解构传统的"崇正"观念,表达了在诗歌创作中追求自由的精神,并且在清初"崇正"诗风的语境中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     

公孙龙正名实的“唯谓”逻辑思想

名实问题是先秦逻辑争辩中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公孙龙在《名实论》中集中阐发了他的“唯谓”逻辑思想,他说:“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彼彼当乎彼,则唯乎彼,其谓行彼;此此当乎此,则唯乎此,其谓行此.”就是说,“名”(概念)要做到正确使用,就得专一地称谓(“唯乎”“其谓”)彼“实”或此“实”,比如面对“白马”之实,只能用“白马”之名来称谓,不可用“马”之名来称谓.这种思想,一方面确实肯定了概念的确定性,避免相互混淆;另一方面却也否认了概念本身的辩证特点.下面对此作一些分析.     

文学史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的依违——《（管锥编）艺理引义》之一

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大影响。但对于该理论的接受,一直存在依违之分,在“发乎情”与“止乎礼义”两端,各有倚重。     

宋金元时期的文学史学

宋金元时期,文学史观不仅实现了从质文代变向 文体正变的转型,而且还出现了某些 近代化的先兆。这种转型可以概括为：从“道统”论到“文统”论的转变;从尊体到遵体的 转变;从“文质异体”到“正变殊途”的转变。就这三方面而论,前两大转变是前提因素, 文体正变观的转变,才是根本性的。在这种文学史观念的影响下,文学史料的收集和史纂形 式也表现出新的特色。     

试谈五言诗的起源

关于五言诗起源的问题,向来聚讼纷纭。有的推原于汉代以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钟嵘《诗品序》云:“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这里所列举的,或仅为单句,或只是半章,或除兮字不计,或杂以四言,惟邪径童谣,纯乎五言。但童谣出现于汉成帝时代,非五言诗之先见者。其余既非全篇,自不当以五言诗论。     

试论刘勰“通变”与叶燮“正变”的可比性

“通变”与“正变”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范畴,而刘勰的“通变”与叶燮的“正变”各自在两个范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的思想虽然前后相隔一千多年,但其诗学思想提出的历史语境,针对的问题以及表达的形式等三个方面的相似性特征,使两者的比较获得了可能性。     

诗体之辨——兼论《沧浪诗话》中初唐诸诗体

从文体论的角度看,“诗”作为一体从“文章”中独立出来而与其它文体明确相区别,最早当属曹丕的《典论·论文》;明确地区分诗歌体制的是南朝·梁钟嵘;诗的体派的出现要晚于体制,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体有时代之体和作家之体的是南宋的严羽。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诗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沦浪诗话》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涉及初唐诸诗体的风格内涵进行辨析,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诗体内涵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定的诗体提供一些帮助。     

“鲁郡”及与之有关的唐诗系年

<正> 史有“鲁郡”一称,于唐代诗人笔下每见提及,而且其间或有异称相杂,令人莫衷一是。今特作是文,姑试正之。一、“鲁”、“鲁郡”、“鲁”与“兖州”有“鲁”之称.当自周公旦封曲阜始。相传今曲阜县城东北六里处即古之“寿丘”,为轩辕黄帝诞生地。①其子少昊居乎此,故又谓“少昊之墟”。②《史记》中又有“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③之说。如此种种,虽系远古传说,未足征考,但从     

《洪范疏证》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而作

<正> 一我常常这样想:孔子思想、儒家思想,这么庞大的体系,垂这么久远的影响,难道它像地下泉水,突然冒出来的吗?恐怕,还是像长江大河,上流有个源头吧。这源头,按朝代段落,就是夏、商、周;按古文献,就是《诗》、《书》、《易》。孔子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孔监乎三代,郁郁乎文哉”。孔子正是批判综合了“三代之英”,才形成了他的“大道之行”的思想的。以上的话,使人听来会有“行空”之感,那么我们就试验着落到实处吧。我找到了《尚     

孔门弟子研究资料(选载)

<正> (一)颜回(下) 29.6 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昌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日:“若见吴昌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极,精华竭尽,故早夭死。世俗闻之,皆以为然。如实论之,殆虚言也。案论语之文,不见此言。考六经之传,亦无此语。夫颜渊能见千里之外,与圣人同,孔子诸子何讳不言?盖人目之所见,不过十里。过此不见,非所明察,远也。传曰:“太山之高巍然,去     

本校师生论文摘编

(口号诗》作者刘泉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4期严格来说,口号诗并不能算是一种诗体,所谓“口号者,即口占也”。“号”和“吟”为同义词,故口号诗,即随口吟诵之诗。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其列入“诗体”,是缺乏科学界说的。口号诗少则四句,多则八句。因为是随口而吟,草成急就,因此一般只求宣情达     

中国新文艺之最

最早的白话诗歌集:《尝试集》。胡适作,一九二〇年出版。集中最早的诗是一九一七年六月间的作品。它仅仅是诗体改良方面的尝试,多系“刷洗过的旧诗”,内容也很少有进步思想,一些作品抒发了没落的封建士大夫的意境和情调。最早的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吕氏春秋》的社会治理观

《吕氏春秋》一书的根本宗旨是一个“治”字。它全面吸收前人的社会治理思想 ,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观点 ,形成了关于治国平天下的三个“理论群”。其一是治理总纲 ,主张“治天下之要 ,存乎除奸 ;除奸之要 ,存乎治官 ;治官之要 ,存乎治道” ,要治理者不纵欲、不妄作 ,顺应天地自然无为、公而无私之道 ,建立起稳定恒久的治理秩序。其二、其三分别是“治人”和“治物”理论 ,主张“治人先于治物 ,治物本于治人” ,无论管理士、农、工、商 ,千行百业 ,必先建立起对人管理的有效网络 ,进而再把“治物”目标纳入“治人”的网络中去。这些思想今天仍有明显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