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论形而上学之思和后形而上学之思

哈贝马斯用形而上学思维概括始自巴门尼德、柏拉图,止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传统。认为形而上学思维与意识哲学范式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克服意识哲学范式是超越形而上学思维的必由之路。交往范式保证人们能够使用历史的、具体的理性把握普遍的共识性真理,故能打开后形而上学思维境城,提供建构后形而上哲学的基础。后形而上哲学是一种生活实践哲学,扮演着“示范者”和“解释者”角色,旨在促使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文化系统在生活世界的实践经验语境中组合起来并获得应有的秩序。     

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

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是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在其道德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有效性,其实在性将遭到质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分析道德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的约束性论证了这个问题。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人类有理性自律能力,就必然且能够接受道德法则的命令,从而使准则具有法则的形式,做到自律,这也是道德原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设想,现实生活中,绝对命令能否被人遵守依然是个难题。     

理性、位格与境界：比较视域下的超越问题

现实杂多的经验世界背后终极的超越者是什么？传统基督教认为是有住格性的上帝，近现代科学则认为是普遍理性。普遍理性强调的科学规律之必然性，挑战了位格神干预尘世的可能，但也使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性等精神性存在成为了难题，从而构成了科学与基督教的形而上冲突。中国传统的境界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超越，高境界既内在又超越于世俗，既在某一境界之内承认相对普遍的理性，又使创生性存在于不同境界之间，从而使理性与创生性在某种新角度下得以共存。     

形而上者谓之道

M·韦伯将人类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将现代化早期进程概括为工具理性时代。沃勒斯坦则直指其为一个世俗化阶段。维也纳学派提出,于人类(哲学)知识体系中开除形而上。价值理性由此被遮蔽,形而上的追求与关怀由此能动性地失落。形而上乃人的本质,人就是形而上的动物。形而上关怀繁衍、派生价值理性的逻辑,除传统套路外,指向两个层面:意义派生与话语派生。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上,尤其需要倾听形而上的召唤,保持意义的拷问与价值的追求。     

实践理性及其筹划本质

理性是人类永远追问的话题。传统哲学把理性仅仅看作是由认知型思维方式形成的认识理性。康德最早提出了实践理性概念,并将理性区分为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黑格尔也用唯心主义世界观论证了实践理性。这些都没能解决实践理性的科学性问题,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出发,才能突破传统哲学对实践理性的认识。在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思维对存在的筹划关系,这种筹划关系形成活动主体的筹划型思维方式,筹划型思维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思维方式。     

理性与人的自由——康德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围绕着理性与人的自由的关系,康德反思了普遍的理性法则、超越的理性目的以及自主的理性立法,论证了人的理性自由是一种形式化的自由、超越性的自由和自主性的自由。他关于理性与人的自由关系的思考,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目前正在建设中的现代法治社会、以人为本的社会以及自主创新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现代社会忧患意识的培养

社会忧患意识既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性认知问题,还是一个道德价值观问题、德性修养问题,是一种富有远见的理性思维。社会忧患意识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里凸显出来。可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现代人的社会忧患意识趋于淡化,这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承负。为此,高等教育就应该自觉承担起培养现代人的社会忧患意识的责任,使人们真正认同社会忧患意识对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对于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增强忧患意识的自觉,养成忧患品质,使社会忧患意识成为现代人的价值追求和人格构成。     

艺术本性难题与推论剩余

艺术本性问题一般有两种基本论证方向,一是时间性溯源,一是先验性溯源。前者集中于艺术人类学研究,后者集中于形而上美学研究。但无论哪种方向都无法证明艺术本性的存在。现象学将艺术本性问题悬搁起来是一种试图解决上述难题的现代思路,但它只是达到了隔离的效果,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推论剩余概念是从先验论证中演绎出来的,并且走向先验论证的反面,是一种否定性的论证,目的是将本性问题彻底从艺术理论中清除出去。     

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深层分裂及其哲学根源——以哈贝马斯和罗尔斯为视角

围绕现代民主法治国之合理性问题,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论证,二者之间存在思维方法、哲学立场、论证结构上的根本差异,以致互相之间实际上不可对话和难以融通.因此,尽管他们表面上一致肯定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理念,但却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根据和本质,相应地,政治正义也在其中获得了不同的定义.作为一般正义概念下的一种特殊正义,政治正义的这种理解方式的逻辑冲突必然损害普遍正义概念的统一要求,构成对人类理性的挑战.为了能够提供统一的正义理论,当务之急在于构造比他们的正义理论具有更强论证力量的正义理论,方法就是把正义理论建立在能够提供更充分根据和完备论证形式的新哲学之上.     

论中国传统核心思维方式的分析理性之殇

逻辑精神和实证精神所代表的分析理性,与辩证法所代表的辩证理性,是探索真理的两种不同的理性思维。与分析理性相关的是逻辑精神的精确性,与辩证理性相关的则是思维的整体性。哲学的发展需要借鉴科学的精确性和严格性,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应成为一种互益的关系,辩证理性需要分析理性的监督。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主流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组成核心。传统核心思维方式中所蕴含的辩证理性成分远超过分析理性,这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单要注意传承辩证理性的精神品格,更需要借鉴和学习分析理性的精神气质。     

对中国古代法制研究中几个思维定式的反思——兼论战国前法制研究的方法

在以往的中国古代法制研究中存在三个思维定式 :1 有法制必有法典 ;2 实体规范是法制的核心 ;3 立法权是法制的前提 ,中央集权制度为法制的当然后盾。这三种定式妨碍了战国前法制研究的深入 ,导致对有关史料的不当理解和对战国前法律制度等的比附性描述。摆脱这些定式 ,借鉴法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战国前法制 ,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战国前法制 ,而且还可能帮助研究者发现中国历史上不同于秦汉法制的另一种法制类型。     

论墨家的批判性思维

先秦时期的墨家是中国批判性思维的开创者 ,墨家在与先秦各家学派的论辩过程中 ,对各家各派的主张进行理性审查 ,对他们的论证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和评估 ,形成了墨家的批判性思维。墨家对论证理由的合理性、词句意义的准确性和明晰性 ,以及类比论证的可靠性等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问题 ,都给出了特有的分析和解答 ,对于我们今天的批判性思维研究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其一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以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表达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内在超越的冲动,体现为时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其二是将现代性内在所蕴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内在力量与人类形而上精神相互结合,将其立体放大到人类整个的社会历史进程当中,体现为空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双重维度及其统一表征了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与人类理性形而上精神的一致。     

中西哲学形而上学的对比研究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具有本质区别。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对"存在是什么"的"追问",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则是对"如何去存在"的"演示"。这两种本质不同的形而上学决定中西哲学的不同命运。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在对象性的世界中找不到形而上的本体,从而无法安顿世人的身心性命,却发展了器物层面的科技理性思维;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以整体性的"中道"思维安顿了中国人的身心性命,却因为重道轻器而阻碍了对物理世界的认知。     

道与器的曲折历程

先进有先进的道理 ,落后有落后的道理。一种原因 ,不可能会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同理 ,一种文化也不会造就出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了两方面的道理 :一、形而上的道理 ;二、形而下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形而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道囊括了“宇宙人生”的哲理 ,器囊括了发明创造的哲理。道用来指导理性地做人———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 ,理性地认识人类自身 ,理性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器用来指导智慧地做事———智慧地研究理论、智慧地发展生产与智慧地发明创造。一个器字 ,失传了 ;一个道字 ,变质了。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应该是中华民族后期落后的真正原因。为了民族的复兴 ,一应该认清变质的文化 ,二应该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 ,这是文化研究者的基本责任。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理论的探讨

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须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问题是,在改善政府信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聚焦于政府本身,而忽略了公众,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政府信任改善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还离不开公众的理性怀疑,这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变,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向,需要在学理层面上给以分析和论证,这也是本文的理论旨趣所在.     

科技理性界说

理性是复杂而多义的,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看,分别有本体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本文回顾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结合的历史,讨论了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关系,分析了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具有精确性、功利性和对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性,是观念性与行为性的统一。作为社会发展强大力量的科技理性,需要伦理道德的规范和人文精神的引导。     

略论直觉的本质和机制

关于直觉的本质,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直觉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思维方法”。也有人认为直觉是“人类一种高于知觉、低于思维的心理能力”,它“不是隶属于理性思维”。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要是把直觉仅仅看成是一种认识方法,那确实会降低它在认识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但如果把直觉看成既不属于感性直观,也不屈于理性思维的“中介能力”,那也是不恰当的。因为直觉固然是一种心理能力,但它具有认识功能,而这一点对于认识和实践着的人来说,正是带有根本性的。为了体现直觉的本质,可以而且应当把直觉规定为人类理性所固有的一种认识能力,是思维的一个要素,是理性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     

现代认知科学视野中的主体思维发展动力研究

本文根据对主体思维认识发展史的文本研究和现代认知科学发展的新资料,论证知性和理性的矛盾是主体思维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点从个体思维发生学、科学发展史以及现代认知科学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

本文认为,人类固有的普遍理性的认识方式、人类普遍理性的层次性和普遍理性层次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哲学与现实界必然相通,以及哲学能够对现实界发生作用,能够走向应用的深层根据和一般性前提。然而,哲学对现实界的作用却可能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是肯定的辩护性方式;另一种是否定的革命性方式。这就是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比附在哲学与具体界之间进行直接的相互类比、简单平移的过渡,以及直接对号入座式的相互对应、匹配的说明、论证和注释;哲学的批判则要对现实界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予以揭示和剔除,并通过相应设计的实践活动对现实进行合乎理性的干预和改造。另外,哲学的自我批判还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只有批判的哲学才是富有生气和希望、具有无限潜力和前途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