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与克里米亚战争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被誉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的女英雄和现代护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战地记者无情揭露了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军队存在的诸多弊端，促使英国政府派遣南丁格尔护士团前往克里米亚战争前线医院，而南丁格尔在护理教育、军队医疗和卫生改革等方面的贡献都要追溯到她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经历。     

《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与人物

托尔斯泰满怀爱国主义激情,于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创作了《战争与和平》.他写这部巨著的目的,就是借助俄国晚近的光荣历史——一八一二年反抗拿破仑侵略战争的英雄业绩来揭示和表现俄罗斯人民身上所蕴藏的伟大精神力量,以此减轻人民因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而蒙受的痛苦,启发人民重新认识自己的力量,振奋起来,觉醒过来.     

“东方问题”远东化、克里米亚战争与大清帝国的安全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引发一系列的民族、宗教和地缘博弈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东方问题",而克里米亚战争是"东方问题"一个具体时间段上的缩影。克里米亚战争导致了"欧洲协调"的终结,也意味着维也纳秩序的解体,从而引发了"东方问题"的欧洲化。但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随着俄国的失败,"东方问题"使得俄国更加聚焦于亚洲,从而对大清帝国的边疆安全产生直接的冲击,结果大清帝国在俄国的欺诈和恐吓之下割让了大片领土及其他战略利益。由此可见,克里米亚战争也促使了"东方问题"的"亚洲化"或"远东化"。奥斯曼土耳其的衰落在于其落后性,而俄国的失败则源于其腐朽性,但克里米亚战争却推进了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从而为俄国的军事扩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大清帝国最初并非是因经济的落后而失败,而是源于其保守与锁国政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夜郎自大和闭目塞听。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恰恰不是内部因素所致,而是外部力量所催生的社会演变的过程,但中国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于克里米亚战争背景的新探索

从宏观角度考察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背景,国内外已发表了不少论著。1985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大卫·韦特泽尔的《克里米亚战争外交史》一书,在这部专著中对此作了充分、翔实的论述,从与苏联史学界不同的角度着眼,做了十分可喜的新探索。     

克里米亚战争背景下英国的陆军医疗改革

英国军队的医疗改革肇始于19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成为改革的契机。在战争初期英军的败绩暴露了其后勤与服务尤其是医疗领域的弊端。在媒体曝光和舆论的压力之下，英政府对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伤亡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实地调查。在陆军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和护理学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推动下，英国当局进行了相关改革。这次改革对英国的军队、医疗及世界医疗领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也成为英国军队医疗体制适应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标志。     

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看欧洲列强的勾心斗角

由沙皇俄国挑起的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沙俄侵略土耳其并与英、法争夺近东霸权的战争。这次战争主要是由于沙皇俄国企图分割土耳其、占领君土坦丁堡和控制黑海的出海口而引起的,英、法两国对沙俄的纵容也起了推动的作用。本文试图从这次战争的爆发,揭示欧洲列强的勾心斗角,暴露它们各自的侵略本质。     

俄国确立和实施中亚政策的动因（二）

19世纪中叶,俄国思想界继承东方遗产思想以及东方人学派的主张,对俄国中亚政策的确立与实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社会矛盾尖锐化,中亚地区的分裂与动乱,也促使俄国政府加紧用武力征服和占领中亚.     

克里米亚战前英俄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

东方问题在 18世纪末就已见端倪。在维也纳会议后短短 4 0年间 ,东方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政治危机。它是欧洲政治的重要内容。在克里米亚战争前的几十年间 ,英、俄两国的矛盾较为尖锐 ,他们在近东推行着不同的政策。     

中流砥柱——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100多年来无数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中,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各界人士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挽救危亡,用热血和生命筑起了新的长城,谱写了壮丽辉煌的历史篇章。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她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人民是取得抗战胜利…     

胜过千言万语的三张图表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和威廉·法尔（William Farr）是在1856年的一次晚餐会上相识的。当时这位“提灯女士”就已经因其在克里米亚战争护理伤员的事迹而出名；而威廉·法尔时任《统计摘要》的编辑，被认为是一名富有创新精神的统计学家。他们二人都致力于通过改善公共卫生状况改变世界，     

西柏林問題的产生和发展

柏林占領制度的由来一九四五年苏联的英勇的紅軍在欧洲各国人民的配合下消灭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势力,五月二日在柏林的国会大厦上升起了胜利的紅旗。苏联不但在战爭中是消灭法西斯势力的主力,并且在处理德国問題上一貫坚持了正义的原則。它采取了符合一切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民也符合德国人民的利益的主張。一九四三年的德黑兰宣言和一九四五年的克里米亚宣言便是根据苏联的主張的精刘通过的。克里米亚宣言强調,盟国“不屈不撓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的軍国主义和納粹主义,要确保德国决不能够再扰乱世界和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的波茨坦协定     

19世纪下半期中亚边缘化特点初探

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失败,加之随后进行的农奴制改革,促使俄国向中亚大举进攻,导致中亚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化进程中.本文结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有关"边缘地区"部分的论述,来研究19世纪下半期中亚边缘化的特点问题.     

昭君和亲的历史功绩

王昭君是汉民族著名的和亲使者,她同匈奴两代单于和睦相亲,平息了汉与匈奴两个朝廷多年的战争,保证了边境人民的安居乐业,促进了两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因此,自元以后,"立功的昭君"这一文化形象逐渐为中华民族所接受。     

人民战争的伦理前提刍议

人民战争实际应然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体的生活自由免除侵害。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主动甚至自发地参与战争,才形成人民战争的格局。政治集团实行与战争目的相一致的军事政策,是人民战争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具备这些条件的前提则是政治集团的伦理观符合时代和民族的需要。高技术条件下战争中的人依然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武器不是决定性因素。人民伦理观是支配高技术的前提条件。     

论列夫·托尔斯泰的语言手法——同义词“辨异”过程

众所周知,在描写战争场面方面,列夫·托尔斯泰把司汤达称为自己的老师。他说:“司汤达教会我懂得了战争。重读一下小说《巴马修道院》有关滑铁卢战争的场面,有谁能象他那样把战争描绘得如此逼真呢?”列夫·托尔斯泰还报道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后来,比我早在高加索服役的哥哥给我证实了司汤达描绘的真实性……不久,我在克里米亚很容易地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巴·皮留可夫《列夫·托尔斯泰传》)。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首批军事特写中已把常见的英勇战斗方面的描写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我们还记得普希金《波尔塔瓦》中的一些光辉诗句:     

论唐代边塞诗的思想价值

本文认为,唐代边塞诗的思想基调是爱国主义精神,是唐诗的精华所在,同时也指出了它所反映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当时战争中的阴暗面,表现了当时人民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但并不反对保卫祖国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俄国的近东政策

１９世纪中叶，俄国为了瓜分土耳其，控制两海峡，积极策划克里米亚战争，它的扩张政策受到欧洲列强的坚决反对，从一开始就陷于外交上极端孤立。又由于它本身的军事经济实力大大逊于欧洲列强，最终战败求和。在巴黎和会中，俄国外交上求助法国，避免了和约过分苛刻，俄国的失败使它丧失了欧洲宪兵的地位，故在以后一段时间内致力于东方的扩张。     

和平鸽，从土家山寨放飞

日本右翼势力不时兴风作浪,妄图赖掉侵华罪行,令饱受侵略战争摧残的中国人民伤心、恶心!从日本侵华战争中走出来的少女西野文子,却用她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感悟,向人们发出亲切的呼唤: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下去。     

论克拉拉·蔡特金两次重要的反战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蔡特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尖兵。她最先呼吁德国无产阶级,特别是劳动妇女起来反对扩军备战,不为帝国海军“造一艘船,出一文钱”,勇敢地同吃人的“摩洛”(指战争一笔者注)斗争。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把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提出无产阶级要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铲除军国主义的奥吉安王牛厩。1891年,她在柏林组织了三次具有开创性的反对扩军备战的群众大会。大战爆发前夕,她又在柏林主持了一次在欧洲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劳动妇女与世界和平”的反战大会。然而,在战前蔡特金所有反对     

论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政治体制与外交决策的集权性

对主权国家而言,国内政治因素时刻影响着外交决策的运转。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沙皇虽推行各项改革以扭转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帝国景象,但宪政道路行不通,中央权力机构缺少分权机制,民众顺从意识依旧,沙皇专制的政治属性并未改变。这种封闭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决定了帝国外交决策缺少灵活性,沙皇执掌决策大权,秘密外交仍旧存在,外交决策仍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交决策与军事行动无法达成一致,帝国外交决策呈现出典型的集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