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史方法的新探索——读《中国美学史大纲》

美学史方法,特别是中国美学史的方法问题。是近年来美学争论的热点之一,其中一个最重大的分歧是:到底如何对待古人提出的范畴和命题?是用“现代语言”表述,还是“用古人解释古人”?说穿了,就是某些同志自己所表示的: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大家都同意美学史应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可是,在如何对待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上,出现了严重分歧,从而导至美学史的实际研究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最近,我从叶朗先生近五十万言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得到了莫大的启迪。     

理论还是文化: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长期以来,理论的美学史几乎是中国美学史惟一的书写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的美学史兴起,改变了这一格局,为美学史研究带来新动力。然而现有的文化美学史仍未脱出理论的美学史的窠臼,仍在追求一种虚幻的“全面历史”。这是一种实践上不可能、理论上错误的书写理念。文化的美学史的方向应当是彰显生存的历史性深度,它应是一种包孕着多重性、差异性的整体性构造。     

一部有特色的美学史专著——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简介

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中国美学史专著。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上,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一、对中国古、近代美学思想作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显示了它的系统性和特色;逻辑地说明和论证了中国美学思想的产生、发展的历史和理论成果,指出了认识中国美学史的途径。从该书的研究内容上,显示出一种系统性:把中国美学史看作一个大系统,其下又有许许多多由美学家和美学理论组成的小系统,通过对小系统的深刻研究而揭示大系统的内容、特征和发展。其特点有二:     

历史描述和逻辑构建——评《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研究》

“审美主义”这一概念蕴含着历史和现实、文学与美学、东西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的复杂关联,对这一思想进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探究显然包含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冒险,尤其对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的进行辩证理性和历史理性相交融的阐发,更是一件穿越思想丛林和行走文学田野的艰苦跋涉。令人欣慰的是,叶世祥在经历十余年的艰辛思考和写作之后。所呈现这本《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的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一方面展示着对中国20世纪审美主义思想的客观辩证的历史描述,清理其内在和外在的历史动因,为深入的观念分析和逻辑综合奠定感性基础。另一方面,对20世纪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予以历史理性和辩证理性相得益彰的逻辑综合．从而使这一重要的美学论题获得历史与现实相互依存的凸现。     

刍议墨家逻辑的历史命运及特点

墨家逻辑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逻辑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成就最高的一种学说,墨家逻辑与亚氏逻辑、因明逻辑相提并论。但是它却远没有像亚氏逻辑那样在逻辑学界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而是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20世纪初的复兴的历史过程。从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角度看墨家逻辑的历史命运,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它的实用功利性目的,这决定了墨家逻辑具有朴素的直观性和综合性等特点。勾画墨家逻辑的发展轨迹,对当今中国逻辑学的研究和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当代美学史研究的思路

中国当代美学建构在急速发展和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上,在它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特殊的理论语境与生长脉络.为了让中国当代美学史的书写更加科学严谨与系统全面,我们必须首先确定中国当代美学的逻辑起点、中心线索、内在动力.这是重写中国当代美学史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关键性问题,将直接影响着当代美学史书写的基本思路和探究方法.     

被历史言说与为历史言说——中国现代化与百年报刊话语嬗演

20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封建末世的近代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的历史过程,它的苦乐悲欢、成败得失,都通过报刊话语得到宣泄、得到表现,构成20世纪中国报刊话语“被历史言说”与“为历史言说”这样的基本特点。这个特点一方面展现了20世纪中国处于空前转折与巨变时期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中国报刊话语袭承中国传统文本为天下言说、载道传道、忧国忧民的可贵品格,同时也体现了它与历史的一种互动互应的制约关系。     

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三大困境

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看,有三大理论困境:研究对象的困惑、由“现代性”问题带来的主体视界的内在困境以及史观和历史叙述方法的内在困境。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确立现象即本体的思考向度,树立学术自立意识、价值学分析意识和“思”的意识,破除美学史描述中的总体性渴求,才能使中国美学史研究挣脱实证性知识的谱系性研究,并开示出中国美学史学术新境界。     

重写中国现代美学史:逻辑起点、中心线索与内在动力

由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撰写中国现代美学史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难点,即如何确定逻辑起点、中心线索、内在动力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着中国现代美学史叙述和阐释的科学性和被认可度。现在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美学史论著没有意识到这些难点并试图解决它,因而在论述起点、人物取舍及理论基石上,似乎见仁见智,没有客观的标准。只有先确定了逻辑起点、中心线索与内在动力,中国现当代美学研究才有更好的未来。     

中国美学史著写作:评估与讨论

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美学史著写作,无论有关中国美学的断代史、通史、艺术门类史、范畴史还是佛教史等,均初获丰硕成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哲学与文化哲学等治史理念与方法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而近年来对中国美学及其历史研究的所谓"破产"、"走进死胡同"与"困境"等说法,多陷于偏颇。事实上,研究者预设诸如"审美意识"、"美学理论"、"美学范畴"或"文脉"之类作为个别美学史著的主要研究对象,并非其研究理念和方法陷入了"困境"与"偏至",而是学术研究的自由。关键在于方法与对象的相互适应、逻辑与历史的如何统一。从文化、哲学角度研究中国美学史,也不是糟糕的"文化决定论",批评者所谓"面向事实本身"实为一伪命题。其所言"文化"、"哲学",不是其相应美学史的"外在"与"异在",而是涵泳、高蹈与沉潜之美学理性的"本在"。所谓"美学是美学,哲学是哲学"之说欠妥。     

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谈到２０世纪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现今的论者多瞩目于８０年代以来的阶段．对２０世纪前期，即世纪初到４０年代或语焉未详．或略而不提．未能作深入的追问与考查。我们认为，本世纪前期，由王国维和蔡元培开创的古典美学和美学史的研究．经由宗白华、朱光潜和邓以蛰等人的深钻勤研．成为８０年代以后整体通观美学史之所以可能的重要条件。无论是美学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以及民族特点．还是具体时代、不同门类的美学思想．主要是基于他们的邑勉努力，才臻至今天的理论高度。回顾美学史的世纪行程，视界必须涵盖这一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     

中国美学史写作偏至论

中国美学史写作自20世纪初起步,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但同时在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一些未惬之处。这主要表现于存在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史的偏向,存在以艺术审美中心论来把握中国美学史的偏向以及存在亲外史研究而疏内史研究的偏向等方面。认清这些局限,对于未来中国美学史的写作,将有着积极意义。     

关于中国逻辑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中国逻辑史应当是以名辩为代表的我国本土逻辑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中国固有名辩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在我国的输入及其研究情况,分别属于西方逻辑史和因明史的考察范围,它们既不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更不能将其作为区分中国逻辑史不同发展阶段的依据和标志。从中国名辩思想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先秦的创立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持续发展时期、始于隋唐而终于明末的衰落时期、明末清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复兴时期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深入研究时期等主要发展阶段。     

呼唤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有机统一--读《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两场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关系的论战.两场论战持续时间之久、涉及面之广,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都是少见的,对我国现当代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一书(由我国逻辑学界前辈学者沙青先生与青年学者张小燕、张燕京合著,以下简称"<裂变>"),对这两场论战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系统而简明的梳理与深刻独到的剖析,值得所有关心当代中国逻辑与哲学的发展走向与历史使命的学人阅读与研究.     

呼唤形式理性与辩证理性的有机统一——读《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哲学界发生了两场围绕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关系的论战。两场论战持续时间之久、涉及面之广,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都是少见的,对我国现当代哲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最近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的裂变——二十世纪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一书(由我国逻辑学界前辈学者沙青先生与青年学者张小燕、张燕京合著,以下简称“《裂变》”),对这两场论战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系统而简明的梳理与深刻独到的剖析,值得所有关心当代中国逻辑与哲学的发展走向与历史使命的学人阅读与研究…     

建党百年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超越、建构逻辑与现实启示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构与完善是20世纪的世纪难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实践上实现了对苏联模式"计划乌托邦"和华盛顿共识"市场乌托邦"的超越;理论上走出了西方近代关于经济制度相关论题的困境;认知上突破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时代局限,完成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超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构建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逻辑和基本原则: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彼此适应的互动性原则及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历史与逻辑优先性原则,制度变革的现实性原则和人民历史主体性原则,制度经济基础及规制的物质性和上层建筑及文化认知的象征性统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变革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成长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自变量,并为世界人民的制度抉择提供更多选项.     

直观、理性和审美在历史运动中的统一——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若干断想

前提是“质的规定性”顾名思义,中国美学史,是中国的美学史,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历史上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审美范畴、审美经验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而所有这些又都是跟我们特定的历史文化、特定的地理环境、特定的社会生活以及由之形成的特定的民族心理素质分不开的。因此,一方面:既要将中国美学史放在“中国的”这个“特写境头”中,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来把握,充分显示出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和     

逻辑的定位与历史的定位——评袁鼎生《西方古代美学主潮》

<正> 袁鼎生博士的论著《西方古代美学主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辩证思维,探讨西方古代美学的历史与规律,达到了逻辑的历史化、历史的逻辑化,建构了一个独特新颖的整体流动的西方古代美学体系,并在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和历史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一、对西方古代美学总范畴的历史与逻辑的整一性定位在这部37万字的美学著作中,袁鼎生首先确定了和谐是西方古代美学的主潮,是贯穿和覆盖整个西方古代历史的美学范畴,是凝聚整个西方美学逻辑运动的包容性、再生性最大的美学范畴。这一整体范畴的确定,意味着整个西方古代美学,主要是在和谐的框架内进行历史与逻辑的运动的。对和谐范畴作最大的逻辑位格与历史位格的双重确定,标志着作者把握了西方古代美学的总规律,把握了西方古代美学逻辑运行的总框架和历史发展的总框架。有的美学史著作,未找到覆盖历史、凝聚逻辑的总范畴,历史与逻辑都缺乏总体的定位、历史与逻辑的运行缺乏既定的起点、过程和终点,美学发展的总规律也就无由显现,也就谈不上构成整一的理论体系,充其量只能是将美学家进行编年史的铺排,将美学家的一些观点进行归纳式的铺陈,形成的只是自然形态的历史结构,而不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结构,学术?     

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20世纪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视界急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先进的史家们更已掌握和运用了愈来愈多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他们的史论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史学发生了从印象主义的经验史学到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学的重大转变.在这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史学界以后,一种以史论为灵魂的新史学中国的现代史学更已愈益成为了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势潮流这同20世纪世界史学革命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完全一致的.     

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选择——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五四伊始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建构都和启蒙语境紧密相连,在20世纪中国"启蒙"与"现代性"具有价值目标的一致性。而存在主义蕴含着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维度——人文主义的话语诉求,因而成为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的结构性要素。显然,从存在主义之维介入人本主义之域是理解文学启蒙叙事的要径。20世纪中国的存在主义文学大致历经了五四时期、40年代左右、80年代以来的三次创作高峰,并呈现为"文学与个性独立"、"文学与自由诉求"、"文学与本体性存在的体验"的历时性阶段。质言之,在启蒙主义语境中把握存在主义文学的生成和演化进程,并将其视为一种世纪性的文学思潮正是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逻辑发展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