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什么不起用海瑞

张居正(公元一五二五年——一五八二年)与海瑞(公元一五一四年——一五八七年)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大的政治影响,而且都被后人誉为一代“名相”、“清官”和政治改革家。但是,自张居正在万历元年任内阁首辅以来,却对早已在沿海一带推行“一条鞭法”的政治改革家海瑞不起用。这是什么原因?这个迷至今在史学界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试就这个课题加以论述,不妥之处,恳请大家指正。据《明史·张居正传》记:“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进士,改庶吉士,日讨求国家典故”。此时张居正仅是一个取得进士而每天温习探研国     

张居正《天下事极则必变》译注

[说明] 这篇文章是从《张太岳文集》第十八卷《杂著》中选出的,而题目则由注译者所加。文章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张居正的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在文章中,张居正对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制立法,予以高度地评价,誉为“浑沌之再辟”。同时对于朱元璋等实行法治也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坚持儒家那一套一定使国家衰敝以至灭亡。文章中张居正还对那些“动称三代”、“尊王贱霸”,反对法治,“不达时变”的腐儒即道学家们,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由于作者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有些观点是比较模糊的或不正确的,读时应予注意!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从汉魏思想的流变看《陌上桑》的主题性--对《陌上桑》文本的重新解读

《陌上桑》是五言诗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成于何时?罗敷形象表现了怎样的人文精神?如何评价“使君”这一人物?诗的基调怎样?文章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汉末建安转型期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探讨。     

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译注

[说明] 《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这封信写于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在张居正出任首辅一年多之后。这时张居正面对明王朝统治的危机,已开始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稳定和巩固明王朝统治的目的。这封信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张居正富国强兵的法家路线。信中张居正提到“夫民之亡且乱者,成以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故也”。并指出:“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针对这个根本问题,张居正提出了“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查刷宿弊,清理逋     

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说“蛇”——语言与文化札记

一 《山海经·海外南经》:“南山在其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恩平郡谱》:“蛇谓之讹。” “蛇”何以号为“鱼”?“蛇”何以谓之“讹”呢?这种发音,不论读“鱼”还是读“讹”,都不象汉语。从地理上看,上述二书记的是古越人活动区内的事,很象是古越语。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属于先秦时代,关于“蛇”字的记音,当时的汉字读音属     

张居正与言官

张居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立足于封建自救的改革家。从张居正出任首揆的那一天起,他的每一措施,每一举动,无不牵连着众多的言官;他生前抱负的实现,甚至他死后的荣辱;都与言官不无干系。因此,探讨张居正与言官的关系;找出他们之间关系背后的内涵;对于我们加深对明代言官特性的认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张居正所生活的时代,明王朝正处于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经过“土木之变”,“庚戌之变”,加上南方倭寇的骚扰,使明王朝疲于应付。同时,流民运动、农民起义,以     

历史空间中的审美发现与理性阐释--论熊召政的长篇系列小说《张居正》

熊召政的《张居正》，在营构思路上贯穿着对历史的理性观照，并借助历史人物的得失荣辱对当代生活提供喻示。张居正的形象塑造，在总体评价上是成功的，作家在对历史上致力于改革重臣的叙写中，融入了对当下社会改革的理性思考，但对其成于“狂”也失于“狂”的悲剧因素还深入开掘得不够，文本中过多闲笔也多少有些消解了小说的史诗性品格。     

刘备“借”荆州漫论

“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歇后语,可谓妇孺尽知,勿需阐释。但刘备何以要“借”,何以是“借”,如何“借”,既为借又何以借而不还?等等。就这些问题作些思考,似乎能成为我们观照《三国演义》的一个特定的视角。     

评政治小说《张居正》

《张居正》是一部政治小说,作者对现实变革的热情,就在一位“楚狂”式“乡贤”的政治改革悲剧中找到言说切入点,最大众化的叙事结构和最通俗的话语方式,包容着最精英化的深度思考,这就是小说成为雅俗共赏的作品的原因。     

疑问句句尾“为”的词性

关于疑问句“何以……为”、“何……为”句尾的“为”的词性,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以杨树达为代表。认为“为”是语气词。他在《司诠》中说:“语末助词,表疑问。”如“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左传·襄公十七年》)清人刘淇《助字辨略》说它是“语辞”。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说它是“语助”。杨伯峻《古汉语虚词》说:“‘为’作语气词,有时表命令,有时表感叹,有时表禁止。”     

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

近五年来,出现了“张居正研究热”,有关论著明显增加,主要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学术思想及比较研究等。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一些不足之处。     

张居正改革的典型意义——兼论封建王朝中后期之改革

张居正改革发生于1573年(万历元年)——1582年,这时,建国二百年有余的明王朝已步入其后期阶段。一般来说,发生于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难免失败,而张居正改革却是成功的,尽管他身后遭际不幸,但评判一位政治家事业的成败主要应看其生前,而不是看其身后,只要其生前取得了成功,他就是成功的。张居正生前“治绩炳然”,十年改革,在政治上有力地矫治了积重难返的腐败之风,使“数十年丛积之政,渐次修举”,吏治面貌一新,官场作风大为改观,“政体为肃”;在经济上使国家“府库充溢”,“太仓粟可支十年,同寺积金四百余万”,有了充足的积储,而“小民如获更生”,达到了国富民安的目的;在军事上,边防巩固,“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     

刺孟

孟子②见梁惠王③,王日:“叟④,不远千里而来,将何以利吾国乎?”孟子日:“仁义而已,何必日利。”夫利有二:有货财之利,有安吉之利⑤。惠王日:“何以利吾国。”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径难⑥以货财之利也。《易》⑦日:“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贞⑨。”《尚书》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义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语问惠王何谓利吾国,惠王言货财之利,乃可答若设⑨。今惠王之问,未知何趣⑩,孟子径答以     

何以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访问归来话“香港现象”

十月底从香港访问归来,适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全国发行。联系在香港所见所闻,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的论述(《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使我更加深了对“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的认识。何以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我想着重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令世人瞩目的“香港现象”。     

作文教学中的灵感思维训练

1 中学作文课堂已涉及到一个崭新的课题:灵感思维训练。《语文学习》编辑部举办的中学生快速作文比赛从选题构思到行文完篇只有45分钟,这很使编辑和阅卷老师为参赛同学耽心,“45分钟能行吗?”然而孩子们却奉上一篇篇新颖优美的佳作,令他们拍案叫绝:“这些小家伙,真不简单!”小家伙们何以如此才思敏捷呢?该刊编辑曾加乐同志采写的《一次有时代色彩的新探索》(见《语     

腐败葬送江山

《明史》作者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颇有道理的。万历初,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曾出现过一段短暂的中兴局面。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明神宗独揽大权,他一不上朝,二不举经筵,三不参加祭祀,四不批答奏疏,五不任免官员,“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终于把明朝上推了亡国之路。 天启末年始于陕北的农民起义由涓涓小溪汇     

四角号码检字法考略

“四角号码检字法”始于高梦旦,成于王云五.该检字法与张玉生的《国音电码合刊》并无瓜葛.从改进与推行“四角号码检字法”到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并迅速普及全国,无疑王云五作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张居正对驿传制度的改革

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发生在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间(公元1573—1582年)。此时正是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期。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本文拟仅就张居正对驿传制图改革的成败得失,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我国的驿传制度由来已久。甲骨文中的“驲”,即驿站中的专用车。随着国家制度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