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守 对抗 超越——对王二形象的文化阐释

《黄金时代》其实是超越了时代阈限而对人类生存环境与心灵世界的总体观照 ,所以 ,王二形象虽出自“文革”却并非意味着只属于“文革”。他在特定境遇里的特有信念、逻辑 ,凝结着深刻的现代意义。     

太宰治战后小说的自杀意识

战后日本“无赖派”主要代表作家太宰治，是一位极其典型的“私小说”作家。他将其生活经历、生命感悟、精神气质和自杀倾向投射于小说，使其笔下人物具有强烈的虚无感、恐惧感、罪恶意识和自杀意识。太宰治的小说中自杀者并不仅仅是基于神经敏感、性格软弱和简单的自我否定而自杀，他们自杀于精神危机，拒绝在虚妄与恐惧中生活，以此表达个人式反抗与最后的呼救。     

戏说与解构：世纪之交“文革”题材小说一瞥

世纪之交集中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文革”题材小说,以王小波、阎连科、王蒙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不约而同地显示了一个共有的叙事模式,即“文革＋性”。这种看似对“革命＋恋爱”文学公式的延续却构成了对“文革”的革命话语的极大嘲弄和彻底解构,在喜剧归谬中让那段历史的任何政治修辞无以正名,同时也暴露出迎合当下趣味,使历史时尚化、游戏化的弊端。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论争

“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最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朦胧诗”是其典型代表。但是，“文革记忆”使得新文学观念在产生之初就携带了相当多的主观情绪，并使“朦胧诗”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指向“朦胧诗”本身，却因对各自立场的坚守，使得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并未有质的变化。最后，以这场论争为媒介，意在完成对“本质不变论”的历史批判。一是“朦胧诗”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某种观念的衍生物；二是对“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方向性地位的刻意强调也似乎有不妥之处。     

诺贝尔文学奖中的“犹太现象”及其文化机理

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犹太裔作家占有惊人比例,诺贝尔文学奖中“犹太现象”的文化机理在于:犹太人散居世界所形成的多重性文化身份及与西方居住地社会的文化则。认同;犹太民族历史境遇和文化困惑的“标本”意义及犹太作家对此进行的形而上消解运用;犹太裔作家在文化思想、审美观念、文学技巧等方面突出的整合精神,以及他们特有的语言条件。犹太裔作家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优势”,其获奖的内在机理昭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一般规则。     

当代中国儿童成长的教育境遇及其改善

教育境遇是特定儿童亲身经见的教育者、教育事、教育形态等构成的流动体,是儿童在教育世界中生存的实景画面与真实状态。儿童生存的主体形态是教育生存境遇,当代我国儿童教育生存境遇不容乐观。教育即“催熟”“追分”“听课”“规训”等不妥理念及其实践样态挤压着儿童的自然成长空间,儿童与教育境遇间的不适感在加深,中国社会期待一种儿童成长本位型教育境遇惠临世间。要创造出这种教育境遇,教育工作者的行动路径应是：呵护儿童“自成长力”,不断发现“真儿童”,构建贴地型教育、暴露式教育、节制性教育,构建教育服务与儿童成长的缓冲区,以及保障“教育空白区”的合法存在。     

《扎根》：艰难而荒谬的身份认同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追忆、表现或批判“文革”历史,很长时期内都是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道难题。韩东的小说《扎根》通过描写陶培毅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从个人对“文革”身份体系的认同角度,探讨了“文革”对个人的伤害与影响。     

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 构简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从心理学层面研究梁漱溟的基本设想

一、研究目的梁漱溪（189－1988）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较具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民国、新中国建立、文革、改革开放等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梁漱慎的早年是新旧思想交替、东西文化冲突的时期。在一片打倒孔家店、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呼声中，他却扛起了儒家的大旗，以孔子自居；他对“人生问题”思考的结果，曾二度自杀，还想遁入空门，但在北大执教期间则改变初衷而迅速结婚；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热心协调国共两党的冲突，却两边不“讨好”；他与毛泽东有长期的私交关系，但50年代却与成…     

一曲悲壮的英雄主义颂歌——谈梁晓声知青小说的主题意蕴

知青文学是我国二十世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主体是知青小说。大多数的知青小说家多采取或哭诉、或讥讽、或咒骂的方式来展示“他们”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境遇，而梁晓声的知青小说却让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所特有的真诚与“英雄主义”情怀。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人的诗与思

著名诗人学者萌萌(鲁萌)基于历史反思与精神出路探寻之亟需,主编了《那一段回流——学人诗存》,选编了九位学人创作于文革期间的诗作,揭示了"文革"风暴在一代知识者灵魂深处留下的印迹以及他们的精神裂变与反思。这些作品既具有文学史价值,又具有思想史价值。运用"以诗证史法"对他们进行研究,有助于考察"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知识者的精神状况。     

另类的“文革”想象与叙述——评王小妮《1966年》

“文革”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是难以回避的重大事件,亲历其中的人们对文革的记忆更多的是毁灭性的灾难和难以言说的心灵痛楚.在文革后的很长时间内,出于倾诉内心痛楚和反思历史的需要,文革被无数人不断地言说.文革因此进入了文学视野,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独特的文学标识,不同的作家都对那段历史作出了不同的注解.王小妮的《1966年》别具一格,以举重若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众生百态,描绘了历史大潮下小人物的生存体验,展现了一种另类的“文革”想象和叙述.     

中国古代妇女社会地位及女扮男装文学题材的演变

文学源于生活。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扮男装题材的出现及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境遇息息相关,伴随着礼教压迫沉重———暂时松弛———重新控制的历史进程而不断沉浮。本文结合各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社会思潮,分析了女扮男装题材演变的历史是一部自由、解放精神与封建礼教不断抗争、不断进步的历史。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成长性“文革”叙事

新生代作家和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作家由于其"代际差异",有着"文革"亲历和历史记忆之别。在书写"文革"时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能跳出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单一的政治视角,更多从儿童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成长史,执著地探询着人性主题。     

论“后鲁迅风”作家的基督教精神资源诉求

在1990年代中国掀起的一股杂文随笔旋风中,有不少作家是在鲁迅的直接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但鲁迅却无法给他们提供宗教信仰的资源,他们不约而同地寻找新的精神资源——基督教精神资源。他们寻找宗教精神资源绝非孤立或偶然产生的文化现象,而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和现实原因。他们的理想追求对于中国现实来说无疑是崇高而必要的,但又是路途迢遥而坎坷的。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城里人下乡”及其叙述形态

“城里人下乡”是与“乡下人进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下乡,以新的身份领导或参与农村劳动和建设。进城与下乡的问题始终与中国现代文明、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语境中,小说中人物形象所承载的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的、文化的意义可能不同,但却构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城里人下乡”往往与中国当代重大历史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如农业合作化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世纪以来的城乡关系变化及新农村建设。当代文学创作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纬度上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为时代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巴金、冰心、老舍的精神形态分析

建国后至50年代中期，许多民主作家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转变自身思想立场从事文学写作，并一度取得了新政权的信任。然而“文革”的到来彻底打碎了他们的文学梦，迫使他们做出不同的人生精神选择。巴金、冰心、老舍是这个时代特殊的精神形态典型。他们没有放弃人类精神向度，即在精神的失落与失重后寻求精神攀升。揭示这类作家的心路历程，是为了引起人们对当代作家精神状况与命运遭际的再思考。     

再寻根：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

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与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1980年代那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在新世纪已面临困境。少数族群书写回到地缘与文化上的边缘地带,却发现“根”已流失;他们反抗现代性普遍经验对少数族群的规约,但抵抗式写作却可能伤害叙事的复杂性;而主流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在少数族群书写中也都存在洞见与盲视。     

历史记忆与历史镜像--论《古炉》中的“文革”叙事

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文革”已经成为他们的记忆,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资源和想象空间,并且影响到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写作方式.贾平凹把自己对于故乡的“文革”个人记忆写出来,通过“古炉”这个小山村“文革”的爆发过程揭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燃起的.小说《古炉》的“文革”叙述突破了对“文革”单一政治批判的叙述框架,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责任.     

一幅沙俄专制社会生活的图画——《装在套子里的人》赏析

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指出“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列宁则称赞“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文学作品的最大价值,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作为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一生坚持为文学的真实性而斗争,他的几百篇短篇小说和戏剧,构成了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现实生活的缩影。而其中他后期的代表作之一《装在套子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