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对“象”的魅力——印度民众对中国软实力的认知

本文通过印度民众对中国认知的网络调查提供的数据,分析了印度民众对中国形象、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中国发展模式等问题的认知及其原因。虽然印度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存在某些误区和消极看法,但总体来看,在传统文化元素以及现实发展成就基础上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印度民众是有充分吸引力的。该研究为了解印度民众如何看待中国提供了可靠材料,并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建构自己的软实力提出了若干思考和建议。     

印度对华反倾销的原因与对策思考

随着中国与印度经济的腾飞 ,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 ,双边贸易额逐年大幅上升。但近几年来 ,在中印经贸关系发展中 ,反倾销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商品受到印度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 ,使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了对策     

印度的“中国知识”状况

丝绸西去,佛学东来,印度与中国有2000多年交往的历史,但印度对它这个庞大的邻国的冷漠是令人吃惊的。现代印度突然对中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热情,但热情并不能改变无知。在过去的100年左右的时间里,印度的中国形象先是逐渐被美化,充满政治浪漫热情,尔后是突然转变,丑化的中国形象表现着新生的仇恨与久远的冷漠。值得注意的不是印度的中国形象中的敌意,而是它的随意。冷战结束后,中印崛起,在敌意即去未去、善意将来不来的时候,冷漠依旧。印度的中国形象没有充分理性化的认知基础,没有是非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没有独特有效的话语体系。在西方现代性的世界体系观念中,非西方国家之间是否已经失去了思考对方的意愿与能力,似乎只有西方人在思考世界,而我们只思考西方并模仿西方思考。     

公众舆论、市民社会与法治

公众舆论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结构性要素。它作为市民社会民主权利表达的最基本方式,发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功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基础。它还是权力制约机制的核心,通过舆论监督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从而促进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然而它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却产生了异化,丧失了对公权力的制约功能。因此,我国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在保证公众舆论发挥应有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这种异化现象。     

中印关系：认知与理解——解读中国高校学生眼中的印度

印度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发展在中国和世界引起了普遍关注。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从中国高校学生对中印关系的认知程度这一角度出发,展开问卷调查,并对所收集的信息做统计分析,从新的视角观察中印关系的现状及前景,以供关心中印关系的学者参考。     

印度对中国进入印度洋的认知与反应

为了保护在印度洋的利益,中国不得不进入并逐渐扩大在印度洋的活动。而这却引起了印度的猜忌和怀疑。尽管认为中国目前在印度洋的远距离投送能力尚不强,然而印度仍对中国在印度洋的意图、与印度洋岛国不断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的行为充满了担忧,认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有针对印度的一面。为了防范和反制中国,印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海军;加强与印度洋岛国的关系;提升与美国的关系;实施东向政策;不断进入西太平洋特别是南中国海。由于对中国在印度洋真正的意图和能力缺乏了解,印度这些单方面的认知和举措不仅未能解决其安全困境,反而使中印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比较

本文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发展、演变为视角,着力探讨了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互动机制以及其作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变量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并对公众舆论是否具有理性,是否具有真实性、价值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说明。     

公众参与、媒体沟通与正当立法程序

2009年11月的唐福珍之死再次引起了关注,这种法律废除或修订总是在悲剧发生之后的现象继续上演着。如何建构我们的立法程序才能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公众参与是正当立法程序的重要内容,媒体应当在立法程序中充当信息传播者与意见沟通平台的角色。设置合理的程序使公众参与立法、使媒体可以有效进行信息沟通,才可以保证法律的制定、修改抑或废除是以公众的需求为依归,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悲剧事件的重演。     

试析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的经贸合作

中国西南地区与印度开展经贸合作由来已久,取得的成果也十分丰富。该地区凭借其独特的自然资源、产业与区位优势,在孟中印缅等合作机制的促进下,在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支撑下,在云南建设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战略的推动下,在印度新一阶段向东看战略的作用下,将利用中印良好双边关系、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互用优势资源、开发共同市场,扩大双方的经贸合作。     

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在中印共同崛起的大背景下,探究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尤为必要。通过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的数据可见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负面＂态势。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印度公众对中国的无知与冷漠以及某些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歪曲报道直接造成这一结果;在国家层面,中印之间在边界争端、西藏问题、中印巴和中美印这四个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些敏感的议题又通过媒体的肆意渲染而影响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源于中印之间存在的＂安全困境＂。     

论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

除了边界问题和中巴关系外,近年来中印关系中的印度洋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既与冷战后印度洋地缘战略地位的凸显有关,也与印度和中国对印度洋在各自国家发展中的价值判断有关。中国为了维护在印度洋地区合法的战略利益,采取了"非直接进入"即合作的方式进入印度洋。印度认为中国是一个竞争性的大国,因此,中国进入其视为后院的印度洋被看做是对印度的威胁。从这一认知出发,印度采取了诸多措施制衡中国在印度洋的势力发展,中国的反应则较为谨慎和温和。印度洋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印关系中的"热点"。我们希望未来的印度洋是合作的印度洋,而不是冲突的印度洋,印度洋问题的妥适解决,能够有益于中印关系。     

创新性宣传：传媒面临的新挑战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新媒体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为赢得受众市场、增强竞争力，传统与新兴的传播媒体都应该顺应时代特点，遵循市场规律，发掘自身特点，积极进行宣传活动的创新。基于宣传创新的概念，分别对新时期广电传媒、报刊传媒和新媒体的宣传创新以及宣传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分析，认为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媒体从业者都要根据时代的变化，把握主旋律，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在“创新”上做足文章，才能把传媒宣传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南京沦陷前后的日本媒体——以主流报纸为中心

淞沪会战后,日本制定了进攻南京的计划。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在进攻南京的过程中,《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主流媒体纷纷派出随军记者,刊发了大量相关报道,在统一国内舆论、动员民众参战、援战等方面起到了操控作用。     

文化传媒精品的大众市场与政府供给效率

文化与传媒市场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中位置日益提高,文化传媒产品对大众的素质教育具有很好的正外部性。本文对我国的文化传媒市场进行了效率上的分析,并提出了今后可行的文化传媒市场的发展战略思路。     

“海峡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流变

＂海峡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研究＂问题意识的提出是基于＂一国两制＂构想基础上的两岸传媒业交流合作的历史与现实。两岸日益丰富的经贸往来催生两岸传媒业的交流与合作向纵深推进,学者因应这种变化,关注议题由＂两岸新闻共同市场＂提升为＂两岸传媒共同市场＂,力图通过两岸传媒共同市场研究,以为两岸传媒业在遵循新闻规律和市场规律下良性互动发展提供学理指导。     

媒介融合与中国传媒产业规制变革

媒介融合对媒介分立格局的改变,使传统的传媒产业规制遭遇冲击和挑战,规制变革成为各国应对媒介融合的必然选择。在多数国家对传媒产业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规制变革也呈渐进式发展,但总体上仍未能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潮流和内在逻辑。正确的规制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未来中国传媒产业规制应体现下列趋势：抑制垄断和放松管制同步;内容监管与传输经营分开;规制机构由分立走向统一。     

新媒体时代政府回应公共参与的路径选择

传统媒体因单向传播而缺乏互动机制,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政府向受众的单向传播,成为公众参与的积极推动力量。然而,新媒体对公众参与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消极影响。因此,政府需要积极回应,发挥新媒体在公共参与中的优点,遏制其缺点,促进公民参与,使新媒体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Perception of and Responses to Disaster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ossibl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disasters and how people perceive the gravity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ir tendency to respond to it. The amount of money given by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s a result of fund-raising campaigns is used as an indicator of the perception of disasters in the potential donor population. Drawing on the data from the fund-raising campaigns of three Norwegian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volved in three disasters (the tsunami in the Indian Ocean, December 2004; the Kashmir earthquake, October 2005; and the Sudanese/Darfur conflic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ublic response to disasters is only weakly related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disasters. The factors that can influence the perception of and reactions to disast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lief work are discussed.     

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

中央公园是北京城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央公园接纳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大量内容,新与旧、中与西、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均在此有充分的呈现。可以说,中央公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史研究的模型,它见证了历史,也映射了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驳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