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简论范仲淹的思想言行及影响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明显转变,由颓废无为转向积极高昂.其中.范仲淹起了积极的引导带动作用.范仲淹秉持济世救民、忠心报国的政治理想,并积极实践,奋不顾身,其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士大夫学习效法的楷模.     

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士风观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以“四民”说为角色意识基础,以敦教育、慎选举为士风振起途径,以不离中道为理想士风状态。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诸多层面,如基于“中道”观的文学思想,以精英化的制度关怀表达淑世情怀的方式,以及层次丰富的隐逸书写等。在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中,欧阳修引入“外和内刚”说,力图补完当时对庆历士风畸重于“刚”的印象;苏轼持“一定之见”说,强调政治定见与操守,将其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宋后的题咏则将其化约为若干标签化的士风印象。“士风”作为一种方法,为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范仲淹的名节观研究

范仲淹继承了我国古代士大夫重视名节的优良传统,在宋初士风因循保守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对老庄"无名论"思想的深入反思和批判,以及对儒家先贤前圣重视名教的历史总结,形成了既符合儒家精神又具有时代内涵的名节观.范仲淹的名节观,批判了老庄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名"的极端立场,主张把个人名利与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相结合.以此名节观为指导,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庆历一代新型士人"大厉名节",敢于"直言谠论"和"感激论天下事",这对于培育宋代士大夫所具有的忠义之风,对于北宋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范仲淹对宋诗革新发展的贡献

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范仲淹的政治、军事战略才能,而没有足够重视他的文学成就。从当时诗坛的总体形势分析入手,对范仲淹人格影响和其诗作进行全面分析认为:范仲淹激扬了宋代的士风,积极倡导诗文革新,力矫晚唐"三体"余风的不利影响,为宋诗革新拓宽了发展空间,同时,其诗作对抵制东州逸党诗人的狂狷诗风,推动宋代诗歌创作革新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唐代关中士人的分布与构成简

士人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并见之于史乘的各种人士,士大夫是士人中分化出的一个特殊阶层,是官吏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融知识、身份、道义于一身,视人格完成、文化创造与社会责任为一体,官僚不过是士大夫的“二重角色之一”。唐代关中士人分布的空间结构及其成分结构有其鲜明的特征,精神风貌呈现多样化。唐代关中知识分子士的作为和精神面貌反映并影响着唐朝全国知识群体的众多方面,乃至反映和影响唐朝社会生活、精神、文化多方面的情态。     

唐代国势与士风转变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王朝，其文人、士大夫风气，亦为历代文人所称道。其实，唐代士风并非都是盛唐气象，亦有其阶段性变迁的特点。大致而论，盛唐前，士风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盛衰转折期，则以低沉、悲凉心态为主；中唐一度崛起，士风回升，无条国势已去；晚唐士风则以矛盾、颓废心态为主调，哀婉地吟唱着唐王朝的挽歌。任何王朝，其士风转变与国势变迁互为因果，士风既是国势强弱的“晴雨表”，又是王朝兴衰的“催化剂”。唐亦然。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     

由“气格”到“气韵”：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宋代诗学崇尚一种刚大之“气”,这与宋代尚“气”的士风有关。宋初欧阳修等人面对晚唐五代的衰靡而矫厉士风,当时的诗风崇尚一种雄健豪迈的“气格”,追求一种波澜阔大的气势,但容易失之于诗艺上的粗疏;北宋中后期以后,士风转向深沉内敛,诗学转而以“气韵”为高,将刚健之气内蕴于瘦硬的句律之中。苏轼、黄庭坚所代表的这两种诗风正是宋代诗学尚“气”的两种范式。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晚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 ,对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 ,范成大的出处风范在当时便受到了士林的推崇。本文以他晚年归居生活为研讨对象 ,意在探寻佛道思想对其人生思想和出处态度的影响 ,揭示其精神世界中“三教融合” ,且“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格局和在现实中追慕放浪丘壑及歌酒欢娱的怡情生活     

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韩愈诗文的生命体验与审美取向

韩愈生逢兵乱黄昏之时,对官场与人生皆有“眷恋迟回”之苦情。其诗文用情深挚,抒写苦寒穷愁的人生际遇,表达既愤激又中庸的生命体验,隐含着一代文人在“丧精亡魂”之际衷曲惶乱的独特心态;其用笔怪怪奇奇,在俗与丑的红尘中描摹生活之美,人文之美。他善于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物态、谈笑、谐谑“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颇显“自得”之气;又将天地间那些可怕、可憎的东西纳入其诗文世界,开拓出一种新的审美范式,使其成为开启宋代诗文风气的关键人物。     

论张先词古今一大转变及“始创瘦硬之体”

刘熙载提出:"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陈廷焯也曾指出:"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张先词的应社体性质,标志了词体从艳科应歌写作向士大夫生活写作的转向。在写作方法上,张先体也最早显示了词体的诗体属性,完成了由女性虚拟想像写作而为士大夫生活的真实写作,实现了由描写式向叙说式的词体句式转移等。张先体的"瘦硬",是在尊重词体别是一家内在规律之下相对而言的"瘦硬"。     

施宜生使宋泄密事件与南宋士大夫的歧议

施宜生在宋朝官职卑微,参加农民起义被捕。后逃入金,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曾使宋贺正旦,涉嫌泄露金人南侵意图。施宜生使宋泄密一事在南宋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对施宜生其人其事的记载,宋代史料和文人笔记有一定出入,后者有明显的虚构成分。从这些虚构的情节中,可看出南宋文人士大夫对施宜生品格的歧议,折射出＂施宜生事件＂在南宋社会激起的道德反应。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北宋建国以后,为了选拔人才,专重科举,而教育不兴。中期以后,面对内忧外患,一批士大夫纷纷提出变法革新,范仲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并开创了北宋一代兴学之风。范仲淹对我国古代教育所作的责献,功不可没。     

山水清音 庐陵情怀——读周必大的故乡山水诗

周必大虽然是南宋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但他一生著述颇丰,诗、词、文各方面皆有建树,在其六百多首诗歌创作中,相当数量是描写故乡风物的,体现了周必大长年在外为官,但时刻眷恋着故乡山水风物的游子深情。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宋孝宗惩治官员贪墨的措施

宋室南渡之后,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使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威胁到了宋朝政权的稳定.宋孝宗继位后,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对官员的贪墨进行了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使这一时期成为南宋历史上吏治较为清明的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