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opula-GARCH模型的公司债与股票收益率相关性分析

文章从微观角度出发,利用Copula-GARCH模型解释公司债和股票收益率之间的时变和相关关系.结论表明,公司债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序列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说明存在“安全资产转移”现象.通过观察相关参数p进一步研究股债收益率之间的时变关系,发现以往的股票收益率变化对股债相关关系影响较大,ρ会随着收益率绝对值的增加而增大,股债投资组合市场风险随之加大.     

我国可转换债券转股条款设计的实证研究

转股条款的灵活设计是实现可转债特定融资动因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根据相关理论假说及其对证券条款设计的意义,设计了较为系统的实证分析框架和稳健的模型估计方法,对我国可转债的转股条款进行了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负债率、小规模和获取经营现金能力较差的公司明显倾向于设计较低的转股价格和较高的转换比率;信用记录较短（以上市年限代表）和收益不稳定的公司具有相同的倾向。国内可转债设计主要由财务危机假说解释,而制度性因素对条款设计具有重要影响。总体上,目前可转债的条款设计没有得到发行人的理性对待,本文就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行为资产定价模型的A、B股市场分割研究

文章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引入到分割市场的股票定价分析.通过交易量和换手率两个指标来构造行为市场组合.并以此为基础测算股票的行为贝塔.研究发现,A、B股市场噪声交易者风险均较为显著,且噪声交易者风险对于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噪声交易者风险越大,股票收益率越低.由于沪市与深市的市场特性不一样,噪声交易者风险对于两市B股的折价率影响不同.在沪市,A、B股噪声交易者风险之差与折价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B股折价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在深市,噪声交易者风险对B股折价没有显著影响.     

胜算指标在股票技术分析中的有效性检验

文章根据中国A股市场中18只具有行业代表性的股票价格变动情况,将基于Sharpe指数的胜算指标(WINDEX)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应用于我国A股市场股价波动的预测行为中,并通过实证分析和配对检验法对胜算指标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胜算指标模拟操作的收益率明显优于无操作收益率,胜算指标在我国A股市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胜算指标能够将大部分的股价震荡纳入其中,其检验结果有效意味着一种新的指标可以应用于A股市场.     

内嵌多种期权的可转债定价分析

一、可转换债券简介 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s,以下简称可转债)赋予债券持有者在一定时间内按照一定比率(转股比率)将债券转换成公司普通股股票的权利.除了一般的转股权之外,可转债中还包含着许多的路径依赖期权.这些路径依赖期权都会对可转债的价格产生影响.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分析

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09年的追踪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估计了全国教育收益率的总体变化趋势,并通过引入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来考察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全国教育收益率并没有延续以往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变化对教育收益率的变动都有显著影响.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本研究还比较了城镇和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变动趋势的差异,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先高后低反映了我国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开放进程.     

考虑投资者非完全理性反应的投资策略

我们认为,收益率分布作为投资决策行为在市场交易中的直接后果,必然蕴涵着投资决策的行为特征.在我们前期的研究中,建立了基于行为理论的收益率分布模型,利用该模型考察投资者对小概率事件的反应程度,在投资行为模型基础上,可以建立有效的投资策略.本文在行为收益率分布模型和投资行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投资者对小概率事件的反应程度,首次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研究中采用收益率代表投资者的反应程度的方法,建立了不同于传统动量策略和反向策略的回复策略.利用沪市数据对本文提出的回复策略与传统动量、反向策略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     

从市场时机角度解释可转债融资选择

文章引入市场时机影响因素.对我国2002～2007年已发行可转债和已增发股票的上市公司的融资选择进行了单因素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反映市场时机的市净率与可转债融资选择负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换手率与可转债融资选择负相关,在10%水平上显著;前一年股票回报率与可转债融资选择正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利用了有利的市场时机,支持了市场时机选择理论.     

一种新非参数方法在可转债定价中的应用

考虑基于利率与标的股票双因素的可转债.文章建立基于样条函数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用来估计国债期限结构;利用公司股票的历史收益率,根据最大化熵原理,得到其Gibbs Canonical风险中性概率分布;最后根据鞅定价原理得出可转债的价格.首次将canonical方法引入可转债定价.     

A股市场初始收益率定价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引入行业评级等关键因素,通过对1999-2003年上市的452只新股初始收益率的实证分析、实证检验,发现二级市场状况、行业评级、发行价、流通盘、发行方式、上市前每股收益才是影响A股初始收益率的显著因素,从而证实了一、二级市场定价机制的严重脱钩,是A股市场初始收益率奇高的根本原因.     

上海股市日收益率波动的特征

大量研究发现,在成熟的股票市场上,股票的市场收益率的波动性呈现波动聚类性、非对称性及收益与风险同方向变动的特点.本文利用ARCH模型族,对中国上海股票的日收益率的波动进行实证分析.     

可转债的定价模型及数值解法

文章在不考虑违约风险和回售条款的条件下,给出了定价模型;以海化转债为例,结合蒙特卡洛方法以及crank-Ncolson有限差分格式,得到了可转债的价格路径.结果表明,模型价格略低于实际价格,两者走势基本保持一致:在非转股期.平均偏差约3%;而进入转股期后约10%.模型预测价格与实际价格平均偏差约5%.     

深沪A股市场短期过度反应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94年至2003年深沪两市的A股日数据考察了我国A股市场的短期过度反应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深沪两市A股市场在短期内不存在过度反应的反转修正,但随着累积时间的增加,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变化的显著性增强.     

中国A、B股市场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

借助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利用2005年7月至2007年9月沪深A、B股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美元-人民币汇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月度数据,就各因素对A、B股市场的影响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A股市场主要受到来自国内的因素如利率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影响,而B股市场则更多地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这种差异在沪市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认为,只有进一步加强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继续推进汇率改革和提高市场的国际化水平,A、B股市场的整合才能最终完成.     

股权分置与非正常收益率:对价方案效果的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股票市场上里程碑式的事件,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改革前、后股票收益率的分布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对价方案对股票收益率影响不同。     

涨跌停板制度对沪深股市不同期限股指收益率波动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ARCH/GARCH模型研究了涨跌停板制度对沪深股市日、周、月收益率波动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涨跌停板制度改变了两市周收益率和沪市月收益率的波动特征和日收益率的波动结构,并且对收益率波动性较高的上海市场的影响大于对深圳市场的影响,对上海市场长期收益率波动性的影响大于对短期收益率波动性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新产品公告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实证方法估计了中国股票市场新产品宣告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运用事件研究法估计了1999～2001年期间新产品上市的消息公开发布日左右,我国132家样本公司市场价值的平均累计非正常收益率的变化。与国外研究的结论相同,表明引进新产品的财富效应是显著的,并对其影响因素作了进一步分析。     

中国A股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小波降噪技术的分析

为了验证中国A股市场的有效性，本文首先利用小波降噪技术对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的收益率序列进行降噪处理，分离出随机项；然后对随机项进行相关性检验；最后基于收益率序列的方差比变化来判断中国股票市场各年度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1）上证和深证指数序列的随机项是彼此相关的，中国A股市场是非有效的；（2）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在总体上是逐步降低的，市场对于信息反映的有效性是逐步加强的；（3）当市场处于牛、熊市的不同阶段时，市场的有效性是不同的。     

基于灰色经济计量模型的我国股市波动率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股市收益率具有长期记忆性的特点,综合灰色预测理论和经济计量模型,建立了基于灰色模型的分整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M-FIGARCH).选取上证A股、深证A股的日收益率进行分析,采用修正R/S分析检验其长记忆性,利用GM-FIGARCH模型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A股市场波动率普遍存在长记忆特征,投资者可以利用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股市的波动并据此获取投机利润.利用GM-FIGAKCH模型可获得较好的预测效果.     

劳动报酬、资本收益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技术进步与投入要素所得或回报关系的角度,通过构建劳动报酬份额、资本收益率、人均劳动报酬、技术水平之间一阶差分变量的实证模型,利用中国1993～2007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和验证实证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探求中国省际地区劳动报酬份额演变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收益率和人均劳动报酬的变动是影响劳动报酬份额演变的重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又是资本收益率变动和人均劳动报酬变动的直接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