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节能低碳”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节能低碳”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型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节能低碳”政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据此从环境规制视角解释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事实与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合理利用环境政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对我国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以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2003-2011年我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于面板模型分析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到一定程度后,这种作用会逐渐减弱,即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2)严格适宜的市场型环境规制能激发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实现环境质量改善与生产率的"双赢",由此验证了"波特假说".(3)使用不同的环境规制变量,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命令控制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但这一作用弱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还未显现.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企业能源强度

文章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利用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2016—2019年801个样本观测值，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能源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能源强度并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支持了“波特假说”；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在环境规制降低企业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效率中介效应占比更高，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环境规制并降低能源强度；高碳排放企业相较于低碳排放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更大，能更好地降低能源强度。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证据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文章以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2010—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环境规制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能通过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即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FDI溢出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文章根据行业污染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三类,引入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构建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环境规制面板数据模型,并检验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环境规制、FDI水平溢出和前向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均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重度污染行业检验中,仅有FDI前向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呈显著促进作用,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呈"倒U"型;中度污染行业检验中,FDI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呈抑制作用;轻度污染行业检验中,环境规制不仅支持"波特假说",而且有利于增强FDI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成效。     

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框架,基于静态能源效率和动态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两种方法来测度和衡量工业能源效率,并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法实证检验异质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和能源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效应尚不显著,但却通过制约绿色技术创新而对能源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能源效率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要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大.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企业竞争力

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是中国在第三步发展战略的重要发展阶段的发展主题。一国的企业国际竞争力决定着它的产 业国际竞争力,而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此,企业国际竞争力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不仅面向市场经济建立了新的企业制度和适应了市场竞争环境,而且锻炼和培育了一批有一定竞争实力的大型重要企业、公司或集团,他们的第三步发展战略是国际化和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然而,在中国怎样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非简单,它值得企业家积极对待和好好研究。从企业国际竞争力结构和要点看,主要是核…     

清洁生产、绿色转型与企业产品质量升级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的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尽管在短期内存在“负向挤出效应”,但会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成本投入效率两大途径在长期显著促进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并且政策的影响存在“时间堆积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合规成本规模的差别性、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与政策执行的严格性是清洁生产环规规制对企业产品质量产生分化影响的重要原因。进一步通过行业产品质量的动态分解发现,行业产品质量升级的54. 80%源自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带来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本文对于认识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内河航运须先行

长江三角洲地区内河资源丰富,水网密布,具有发展内河航运得天独厚的优势.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优化区域发展环境,降低发展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首要的问题就在于优化区域交通网络,整合交通资源.在诸生产要素中,如果说人的流动可主要依靠航空和陆路交通的话,那么物的流动则应主要依赖于水路.加快区域内各城市内河航道的建设与对接,大力发展内河航运,不仅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优化投资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     

碳信息披露的价值效应：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构建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地区层次的环境监管因素对企业层次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价值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U型关系中,环境监管具有调节作用,良好的环境监管有助于增强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且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良好的环境监管对国有企业更能增强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同一环境监管水平下,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有利于偏向企业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的正向关系。本研究丰富了环境监管和碳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领域的文献,并为企业在不同环境监管水平下,充分提升碳信息披露水平与提高企业价值,以及为政府的相关环境监管建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启示。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外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此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环境规制的强化将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将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境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问题不断出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文章以演化博弈理论为基础,构建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博弈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得出双方的博弈均衡状态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而讨论在政府排污税规制政策强度变化条件下企业最优应对策略的选择,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共赢.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基于黄河流域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

文章基于2009—2019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进而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生态效率在波动中有所提升,整体水平不高;贸易开放和环境规制均能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缺乏可持续性,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并不会使政府降低环境规制强度,贸易开放在受到城市生态效率的冲击时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差异化明显;此外,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在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直接作用过程中产生了遮掩效应,这种遮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直接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制度环境、国企分红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08～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国企分红与制度环境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国企分红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说明国有企业的股利股利分配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2)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发展程度、金融发展水平能有效提升企业股利发放水平,但是法制水平的提升并不能有效提升国有上市公司的股利发放额度.(3)在不同的股利政策下,制度环境对企业价值并无显著影响.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

文章基于Super-SBM模型测算出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环境规制可以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同时利用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积极作用,产业集聚也强化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绿色创新效率受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及其交互作用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效应为正,但是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应当增强不同产业间的协同集聚,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采取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环境规制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于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视角,挖掘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技术资本与企业价值具有明显的内在相关性,技术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的现实证据,也对通过促进技术资本积累来改进环保绩效与可持续价值增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沿线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以及国际贸易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都显著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明显高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国际贸易显著地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且国际贸易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技术创新明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外商直接投资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