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佛学思想与价值取向

刘勰长于佛理,其对"神识"、"空"、"禅"、"涅槃"等佛教思想有着独特的阐释,这对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有重要影响。然而,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其佛教思想实际上是玄学化了的佛学思想。刘勰以儒为主、儒佛并重的人生观和亦儒亦释的价值取向,是当时文士心态的一种典型反映。     

论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

太虚大师 ( 1889- 194 7年 )是中国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 ,他提倡并推行的把佛学和做人统一起来的“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的佛教革新运动 ,致使与“五·四”时期“新青年”人生观相应的“佛化新青年”人生观应运而生 ,也激励后继者努力使人生佛教思想付诸实现人间净土的践行中。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把中国佛教注重人生、积极入世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以其注重践行、契机契理的风格倡导了融大乘精神与“国民性的道德精神”于一体的佛教人生观 ,其流风遗韵普被僧俗两界     

佛光里的生命咀嚼──试论丰子恺小品散文的佛教意蕴

文学是人学。宗教观影响人的思想,势必影响文学写作。丰子恺一生以佛学居士自居,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给他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一种独特韵味。本文立足丰子恺学佛的态度,分析其散文中散发的佛理思想,分别从生命感悟的信手阐发、人生趣味的执着追求、人生无常的愧然面对、纯真童心的由衷礼赞、护爱之心的广泛施与等方面剖析其散文中佛教精神的积极意蕴     

论佛教对中藏医的不同影响

从医学哲学角度对中藏医比较,有必要从佛教这一角度深入展开。佛教对中医的影响涉及理、法、方、药诸多方面,但“佛理”并未深入中医“医理”。佛教对藏医的影响则深刻而久远,藏医文化以佛为本,藏医医理通佛理,藏医医德即是佛教精神在医学上的具体体现。从哲理到医理,不仅仅是中藏医研究的必要,对中西医研究也有启迪。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张恨水早期小说创作与佛教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与佛教文化关系密切,这不仅体现在对佛教语汇、意象和题材的汲取,也表现在对佛学精神的融会和对禅趣佛境的追求上。许多现代作家在其作品中都流露出浓厚的佛教意识,张恨水便是与佛教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通俗小说作家。在其早期小说创作里,佛教文化不仅从叙事、人物形象等形式层面,也从精神层面渗透到张恨水小说的艺术世界,使其小说蕴含着较为深刻的文化内涵,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徐陵的佛教活动考述

徐陵,梁、陈著名文士.他奉佛受梁陈之时代风气与其家学风尚的共同影响.入陈后,徐陵更以士林领袖和文坛宗匠的影响力推动和促进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徐陵的日常活动与其文学创作都体现了他对佛教的精神信仰,以及不俗的佛学修为.     

批判·汲取·消融——从儒对佛的批判看儒对佛的消融

儒佛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儒学从伦理道德、王道政治等经验层面对佛教进行批判的同时,汲取佛教精华,重新发掘、解读儒家经典,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从形上的高度揭示佛学的缺弱,为时人提供了不弱于佛教的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托和形上关怀,进而消融佛学,形成了宋明理学的繁荣局面.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近代知识精英与佛教述论

知识精英与佛教的关系在近代社会巨变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沟通了近代佛学与西学的联系,使得反映中国社会巨变的种种文化思想和佛教哲学相应谐变;他们“以己意进退佛说”,将佛教改造成以入世救世为特征,以挽回国运、启蒙救亡为内容的近代新佛教;他们用充满时代精神的话语会通儒学与佛学。这样,他们使封建时代的佛教得到革新,将传统佛学注入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精神,掀起了近代中国佛教由复兴而革新的运动,使中国佛教从“变局”一跃而进入“创局”．跨讲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唐太宗北巡塞垣纪行诗并未亡佚

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 (646年 )曾进行过一次北巡塞垣的边事活动 ,并写有一篇“序其事”的纪行诗。笔者通过考证 ,基本上弄清了这一千余年来尘封不显的历史事件 ,从而显示了唐太宗励精图治、安邦治国的创业精神。     

论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的诗歌创作

任职凤翔府签判时期,是苏轼诗歌创作历程中的重要驿站。这一时期,他对各体诗歌皆有尝试,尤以五七言古诗和七律成就较高,叙事、记游、题咏、抒怀是其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从艺术成就看,比喻乃至博喻手法的运用、构思上的翻旧出新、以文为诗等,都显得比较圆润成熟,恣肆纵横、舒卷自如的艺术风格也基本形成。凤翔诗作的创作实践表明此一时期苏轼诗歌创作已较为成熟,确立了苏诗的基调。这一局面的出现,与他的心态和眼界的开放阔大,以及创作经验的日臻丰富都密切相关。     

论韦庄诗对其词的影响

韦庄是唐末五代一位诗词兼擅的大家,他带着深厚的诗学积累进入词的创作,诗对词有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个体情怀的抒发和清丽的词风两个方面.这种影响主要源于词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态.韦词在韦诗的影响下,词中出现了一定的诗化倾向,从而成为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滥觞.     

从援儒证佛到出佛归儒——抗日战争期间废名思想的转变

废名自幼深受故乡浓厚的佛教文化熏习,其思想理路游走于儒佛之间。抗日战争爆发后十年间的乡村避难生活改变了废名的人生轨迹,也使废名思想由援佛证儒、会通儒佛而至出佛归儒,在精神体认与自我塑造中确立了儒家的中心地位。     

人境庐诗:新辟境界与传统形式的交融

十九世纪后期是由传统诗歌向近代诗歌转变的时期 ,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即为这一转变的出色代表。它反映了由于中国人逐步走向世界 ,诗人的视野已开始关注域外的新鲜事物 ,诗作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哲理、新观念。人境庐诗深刻地表达出对列强侵略的警觉和对西方文明先进性的认识 ,生动地记载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足迹和对东方国家备受欺凌的命运的反思。尤其在艺术手法上难能可贵地达到了传统形式与新思想新意境相交融的境界 ,遂使黄遵宪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 ,被公认为近代“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试探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兼论陈献章与王阳明的关系

陈献章不依傍权威显学程朱理学,有着对天道心性义理的独特之见.他的自得之学包括:提出道(理)本论和心本论;含纳心量广大、无累无滞、自然和孔颜之乐等自得的境界;提出立志、读书和静坐等自得的方法.陈献章受到吴与弼的潜移默化并对佛道多有借鉴.王阳明熟稔陈献章之学,阳明心学可说是对陈献章心学的修正和发展.但因对陈献章心学有异议,且顾及视陈献章如父师的湛甘泉的感受,故王阳明平生不大提及陈献章.     

谁知圣人意,不尽书籍中——苏轼诗歌用典研究

苏轼用典比前人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更为灵活多态,能够从典故来源处汲取创作灵感,转换体物视角,借鉴创作经验,进而推陈出新.尤其是在语典使用中,转益多师,取长补短,形成多样化的创作风格.同时,还不断改进和拓展用典方法,既影响到诗歌的修辞,又影响到命意谋篇,为诗歌带来多义性、情节化等特点,体现出“有为而作”、“辞达而已”、“无中生有以追求神似”的诗学主张.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西游记》中牛魔王形象的文化解析

《西游记》塑造了众多的妖怪形象,其中牛魔王是作品中出场最早、着墨最浓、最受作者重视、最具文化内涵的妖怪形象.它不仅是《西游记》以猴说法佛学思想的重要补充,表征了作者抑道扬佛的思想倾向,作者还赋予了牛魔王一个世俗人所具有的世间相,写了他从魔到归佛的过程,并在其形象的哲学层面上,继承了禅宗以牛说法的思想.作品还通过对牛魔王的妻子、儿子、弟弟和江湖朋友的描写,把牛魔王形象的文化内涵,推进到了佛教唯识学的层面上,使牛魔王这一形象,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内涵.     

张湛之“虚”与佛教之“空”

张湛《列子注》继承了玄学＂有＂和＂无＂关系问题的讨论,参同佛教之＂空＂以＂虚＂为＂无＂,把＂至虚＂作为万有的宗主,建立了＂贵虚＂理论。其终极目的则是,神思凝寂、不为外扰以保全,忘怀解脱以入＂至虚＂之域,超越生死以达＂水火可蹈＂的类于佛教涅槃的境界。佛教通过对＂空＂的理解,否定现实客观物质世界,得出一切皆是虚幻的结论,目的是消除人们对于情世间和器世间的执著,从而解脱众生的烦恼。由此看来,佛教之＂空＂和张湛之＂虚＂在其哲学构建中处于相同的理论地位,起到相类似的作用,具有不可忽略的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