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定义及测定

一、引言近几十年来,贫困问题已引起各国政府的相当重视。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要有一个关于贫困的确切定义;其次是测定贫困的程度、即要有一个表示全社会贫困程度的总指数。贫困的定义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种情况:(1)低于一个客观确定的绝对最小值为贫困。(2)低于社会中的其他一些人为贫困。(3)自我感觉生活需要不足者为贫困。     

贫困测度指标及其评价

一、引言一般来说,研究贫困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贫困的识别;二是贫困程度测定;三是反贫困效果判定以及相应的战略选择。贫困识别问题主要指贫困的基本范畴及贫困线的合理确定,关系到贫困集合的准确界定;贫困程度的测定主要指贫困指数的定义和计算,关系到贫困程度大小的判     

城镇贫困的特征演变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了1988-2013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以利用“马丁法”计算的各省历年贫困线作为贫困识别标准,发现25年间城镇地区的贫困率下降明显,尤其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的贫困率已经很低,贫困人口以选择性贫困为主,即消费不足成为我国城镇人口贫困的主要特征。家庭人口多、有未成年子女会有更大概率陷入贫困,而教育和稳定的就业则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当前我国城镇地区的贫困人口认定和救助主要以收入为标准,本文认为应充分重视贫困人口消费不足的问题,拓展专项救助的范围,同时增大对教育、卫生、住房等基本民生保障的投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过度储蓄,并特别关注贫困青少年的精神和物质消费需求。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谈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事关全局的重要问题.要彻底的解决横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世纪难题,首要的是要解决农民面临的贫困问题.然而目前对农民贫困的解释中,多关注于经济因素的分析,忽视了科技教育与贫困、发展之问内在的本质联系.     

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各地区贫困负重程度研究

新时期,如何认识与理解贫困,如何度量贫困正日益成为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本文将针对学术界过去对贫困及其度量认识的研究,提出建立指标体系应用已有资讯综合考量中国各地区的贫困负重程度,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新时期中国政府反贫困的政策与策略.     

Rasch模型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的应用

文章首次将Rasch模型引入中国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中,并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对中国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家庭贫困状况差异明显,且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就全国家庭而言,收入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基础设施类维度贫困发生率较低;2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中,Rasch模型具有方便、独立、客观、可预测等优点,其既可用于计算贫困的发生状况,也可用来快速评估个体的贫困程度。     

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贫困减少动态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国1980～2005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VAR模型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贫困减少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是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加剧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从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减少贫困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政府利用财政支农作为减少农村贫困的手段,一方面,应继续执行稳健的财政支农政策;另一方面,建立一套综合测量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减贫政策目标体系,力争在减贫目标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贫困程度的测量

美国经济学家马J.雷因指出:“广义的贫困概念有三个定义:基本生活费用、收入分配不均、外在影响。”基本生活费用是指维持生命、体力所需要的最低生活费用,它是判定贫困与否的客观标准,收入达不到这一标准的人被定义为“穷人”。这是绝对贫困的概念。依据这个定义来测定贫困的方法有营养法和基本需求法两种。收入分配不均是指按收入十等分法考察一个国家     

关于贫困程度的测量

一、确定贫困程度的方法 (一)贫困的定义。美国经济学家马丁·雷因指出:“广义的贫困概念有三个定义:基本生活费用,收入分配不均,外在影响”。 基本生活费用是指维持生命,体力所需要的最低生活费用。它旨在把贫困客观地描述为低于摄取最低生活必须品所需的收入。缺少维持生命必须品的人被定义为穷人,这是绝对贫困的概念。用这个定义测定贫困率有营养法和基本需求法两种。     

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状况的代际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对个体而言,其陷入贫困的原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个人和家庭的因素.美国学者Oscar Lewis在上世纪50～60年代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际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文化的著名理论(G.伦斯基,1988).这一理论的要点是:在社会中穷人与其他人在社会生活方面相对隔离,因而产生出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的亚文化.处于贫困文化当中的人有其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相对贫困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问题处理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时间与区域上的异质性,即数字经济对2016年以后及东部地区中国式现代化的作用更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相对贫困治理是数字经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     

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

贫困标准是贫困测量的重要基础,准确测量和反映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首先需要对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及其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判断.为此,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的测算与调整方法,采用纵向历史比较与横向国际比较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与我国扶贫历史实践中采用过的另外两个贫困标准和世界银行提出的国际贫困标准的差异.然后简要介绍了农村贫困监测体系,并对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衡量的减贫成果和多维贫困缓解情况进行了量化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符合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是与“两不愁、三保障”相结合的基础上达到稳定温饱要求的标准.第二,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脱贫成就显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多人.第三,近年来,我国农村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全国和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最后,在扶贫实践中,经常会涉及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单一标准与多维标准、贫困监测抽样调查数据与建档立卡数据之间的关系,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住户调查和国家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多维视角下农村居民家庭的贫困测度

文章根据AF“双界线”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利用在山东省费县进行的农村居民家庭生计与发展调查得到的小型微观数据,对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分解.得到以下结论:家庭多维贫困分解结果与单维贫困测度结果相互印证,这与家庭自身特征及家庭成员特征有直接关系;经济的发展极大的改善了居民家庭的资产状况,而生活水准仍有待于提高;教育、收入仍是贫困的重要成因,卫生设施、饮用水以及慢性疾病的贫困问题仍不能忽视.     

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

 在贫困脆弱性和贫困动态理论的逻辑归纳与阐述基础上，利用辽宁省重点贫困县调查样本数据，采用聚类分析、脆弱度分析以及敏感度分析等方法实际测度了贫困县贫困状态的分布情况和脆弱程度；从贫困动态的角度，对贫困户1997～2006年间的贫困发生频次、深度及持续时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各个贫困县的贫困脆弱性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受多重致贫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类型分布特征；贫困动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贫困脆弱度的结果；贫困时段分析与以往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呈现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二者“并重”的特征，而非“单一分布”的“偏态”， 真正有效率的扶贫救济制度应当准确地锁定在持续贫困的家庭上，政策相应地要具有差异性和弹性，这样才有可能快速及时的解决攻坚阶段的贫困问题。     

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目标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群体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人群。家庭作为贫困识别的最小单元,对不同类型家庭老年贫困变化的研究有助于未来相对贫困的识别。从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考察农村老年贫困的变化,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1—2018年调查数据,采用A-F法测算了不同家庭结构下农村老年贫困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两者间关系。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滞后因变量回归(LDV)考察基期的家庭结构对下一期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时间推移,独居和四代合住家庭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小,两代合住家庭次之;农村老年贫困的分布从三代合住逐渐向独居和两代合住转变。不同家庭结构的老年多维贫困呈现不同特点。在考虑农村老年群体差异后发现,与配偶合住的男性老人、三代合住的高龄老人以及生活能自理老人免于贫困的优势更明显。为此,构建老年脆弱家庭的多维防贫机制,防止规模性返贫。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需更多关注独居和...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系统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系统的建立中国大规模的政府扶贫工作始于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政府反贫困努力的一部分,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监测工作历来非常重视。早在1986年,就利用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贫困标准及有关问题的研究下口测算。从1994年开始,配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国家统计局与扶贫办和世界银行合作,在西南世行贷款扶贫项目区,作为扶贫项目的一部分,首次建立了客观、独立的贫困监测与评估体系,逐步加强了贫困状况详细信息的搜集。为建立全国贫困监测与评估系统积累经验。1997年,在国家计委、国务院扶贫办、财…     

农村贫困、收入不平等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

城镇化进程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计算中国省际层面2000—2012年城镇化率、农村贫困发生率和农村基尼系数,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贫困、农村不平等和城镇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贫困发生率随着城镇化率提高而下降,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村贫困发生率会降低2.87%;农村收入不平等随城镇化水平提高呈弱倒U型变化。同时,不同地区城镇化对农村贫困、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呈现不同趋势。在未来城镇化战略中,实施农村减贫政策时应兼顾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