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子夜四时歌》看南朝五言乐府的演化

作为南朝五言乐府代表的《子夜四时歌》,以其整饬的五言四句组诗形式备受关注。虽然前代不乏五言四句乐府,如《子夜歌》,然而句子的体式、节奏、造语、情感表达都未如《子夜四时歌》那样形成较为统一的范式。深入考察《子夜四时歌》,可以看到五言乐府以四句的形式固化成为一种体裁,要点在于体制、表现手法及其诗人意绪的沉淀三个方面:体制上主要体现在渐趋定型的五言四句句式、偶对的频繁使用、造语的固化模式;表现手法上则以叙事转变为抒情,作者自我意识的隐退使得短小的诗歌可以产生更多共鸣;而主题中时序节物与情感的对应使诗人意绪渐渐沉淀为后世足以祖述的对象。可见《子夜四时歌》当为后世五绝产生的关捩。     

南朝五言八句诗的组诗形态与题材粪型

至南朝 ,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五言八句式诗 ,统观这些五言八句诗 ,其呈现出两大特点 :从形式上说 ,多采用组诗 ,大部分五言八句诗可以归属于不同类型的组诗中 ;从内容来说 ,主要集中在咏物诗、艳情诗与山水诗三种题材中。南朝五言八句诗表现出来的形态与类型特点为唐代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语旨研究

语旨是指交际活动所涉及的人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包括语篇中所涉及的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等。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参与者较为单纯,主要有浪迹天涯的游子和孤独寂寞的思妇,表现出了当时文人们所处的中下层地位和思妇的从属地位;其中的角色关系涉及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君臣关系、文人与达官显贵们的关系、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等。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交际意图探究

汉代文人五言诗有着作者丰富的交际意图,这些交际意图是通过诗歌中的前景化设置和话语暗含表达出来的。"游子"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仕途的追求;"思妇"形象的前景化设置表达了汉代文人对爱情的渴盼。从话语暗含的角度来看,汉代文人五言诗中的思妇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追求仕途的寄托之作。     

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论四言诗音节分化与五言诗的发生

人们已习惯在四言诗之外探寻五言诗之源,但将汉语诗歌之分为"四言""五言"等仅是不得已的语言策略,已将鲜活的诗歌纳入语言的牢笼。由于诗歌本为"长言",其音节数量往往会挣脱汉字数量的束缚,而五言诗正是源于四言诗的五音节化。《诗经》主体为四音节诗,这将汉语诗歌发展纳入齐言框架。主体情境和解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有音节长度及句读模式被打破,音节之顿挫及语气沉郁,已对音节之绵延和分化虚席以待;《楚辞》在汉初的盛行,使得"句外"之语气助词"兮",栖息于四音节模式之中,进而演化为早期五言诗之语气词,后正式分化为一个独立音节,成为五音节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汉初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及《楚辞》独白式私人视角,也使得长歌当哭成为一种必然。     

关于仓央嘉措诗作“道”歌与“情”歌之辨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一直是18世纪初谜一样的人物。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最为有争议的人物。一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一是因为他颇有争议的诗作。两者都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诗曾有过“情诗”的解读,但人们却不能忘记和抛弃他活佛的身份。本文试图从佛学层面对其诗作进行宗教道歌的粗浅考辨。     

绝句文体批评考论

唐前有绝(句)之题,用以指称五言四句体诗,而未指称七言四句体诗。早期五言四句体尚有断句、联(连)绝、短句等多种称谓,南朝梁代文人用绝(句)字入诗题并将其确立为一种诗体专名,这与汉译佛经四句之绝(偈)的体式为时人所认同和绝字能形容意蕴之精简妙绝等因素有关。绝句作为诗体名,传达出其四句成篇、讲求文辞意境精简妙绝之文体特色。唐代以来,那些从长诗中截裁出来歌唱的四句之辞,也被称为绝句。宋元以后流行绝句即截句的文体论,是歌诗传播中截句成绝现象在文学批评上的推衍。绝句体确立的时代正当诗歌声律审美风靡文坛,绝句诗总体也呈现出近体的风貌,因此后来又有绝句截律之说,这是绝句独特的传播文化与文体风貌的共同反映。     

《毛诗序》对儒家诗论的继承与发展

联系先秦儒家的一些诗歌理论观点,从诗歌的本质特征、诗歌的社会作用、诗歌的体裁和手法几个方面论述分析了<毛诗序>对儒家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形式"的解放:洞见与盲视--胡适的"白话"主张和"新诗"理论

从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两次争论入手,对胡适弃文言用白话的立论依据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梳理.胡适从思考中国文学"有文无质"的弊病出发,为"白话"文学凝聚了"说法",这是一种把文学变革落实到语言形式的革新方案,但胡适把白话的"达意"直接移用到"新诗"时,混淆了"诗法"和"文法"的区分.     

意境创造的诗法功用

“意境”不仅属于纯粹的理论范畴,意境创造可有施诸诗法的切实途径,略在体制、篇法、句式三者之间。在此,语意的阙略以及诗语以意为主与出象为足,就是诗法之与意境创造最为相关的重要方面。意境创造的诗法考察乃是意境阐释的开创性探讨。     

“诗言志”解

“诗言志”具有显性和隐性含义。从显性意义讲,“诗言志”指用诗歌来表达“赋诗者”的情感、意志;从隐性意义讲,“诗、言、志”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志”为内涵的“诗”,“诗”为外发的“志”,“言”为述“志”的手段和“诗”的外在形式。这说明“诗言志”的意义概念和事实概念之间具有对立、统一关系。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论小诗批评的诗学建构——以周作人的译介与批评为中心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被创立的一种重要诗歌形态,有着丰富的诗学资源参与到这一诗体形式的建构过程。其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与批评对小诗概念与艺术规范的确立影响最著,有些基本思想还应当在小诗建构的理论探讨中进一步发挥,或者由此总结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     

闽中诗派与主流诗坛关系研究

明代闽中诗派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以张以宁、林弼、蓝仁、蓝智为代表的初期,二是以林鸿为代表的中期,三是以王NDB39、高NCC64为代表的后期.闽中诗派之所以在明初占据文坛重要地位,既与其鲜明的隐逸地方特色有关,亦与其不断介入主流诗坛有关;而介入主流诗坛既是其扩大声誉的有利因素,也是其最终衰微的不利因素.     

从“音律正变”理论到格调说——《唐音》在元明诗学嬗变中的理论意义

明代诗学以格调说为中心,对中国诗歌的美学结构和风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就是巨大的。为理清格调说的理论内含,必须对其理论来源进行研究。本文对明代前期——格调说的形成期理论的衍变进行了分析,汰去旧说对《唐诗品汇》的误解,着重论述《唐音》的音律正变理论对于格调说的导引意义。     

婚冠之礼与《诗经》婚俗诗

人生成长离不开礼的教育,而《诗》正是礼的教育的重要形式。作为礼之始的冠礼,是进入婚礼的前提(它来源于氏族社会的成丁礼),包括缁布冠、皮弁和爵弁等程序,每一程序后面各有其规范教育意义;婚礼是礼之本,包括纳采、纳吉、问名、纳徵、请期、亲迎等六种礼仪,每一礼仪亦包含其伦理示范意义。《诗经》婚俗诗与礼结合,是上古人类自然行为的仪式化肯定与约束,是先秦文化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