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巴蜀古民族史研究及其启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徐中舒先生开始关注包括巴蜀民族在内的南方古代民族问题,是最早研究"四川古代文化"的学者之一,最早提出古代四川文化"萌茁于本土"同时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的观点.先生对巴蜀古代民族的研究,往往放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加以审视,极富启示意义.     

徐中舒先生读古史方法的一些启示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论稿>一书是对中国自史前至战国之整个先秦时期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特征的概述,浓缩和代表了徐先生毕生对于先秦历史问题的主要见解.该书中多处谈及古史传说时期的问题,特别能反映徐先生在读古史时的一些方法上的特点.而这与当前古史界在传说时期历史问题上的讨论很有关系,值得我们注意.     

徐中舒先生指导史学毕业论文(1938-1949)评语辑录

徐中舒先生指导史学毕业论文（１９３８－１９４９）评语辑录黄晏妤关键词：四川大学,徐中舒,毕业论文,评语,教育史我校图书馆藏有１９３２－１９４９年四川大学文科各系（以及原华西协合大学文科部分系科）本科毕业论文数千册,这些论文记录了文科各系学生在校学习的...     

徐中舒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徐中舒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在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多有创见。他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者与研究者,为抢救、整理、研究内阁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直接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阁档案整理工作,是最早对内阁档案进行专门研究的史学家,撰写了内阁档案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为史语所整理档案工作留下珍贵记录。同时,徐中舒的档案史料思想,在中国近代档案史上也颇具意义。无论从近代史学史还是档案学史的角度,徐中舒对整理、研究内阁大库档案的贡献都值得重视与研究。     

徐中舒与中国前封建社会研究

在长期的学术实践过程中,徐中舒通过对上古社会氏族组织与婚姻、继嗣、亲属称谓,村社共同体的存在形态与特征,亚细亚生产方式及夏商奴隶制形态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探索,建立起独到完善的中国前封建社会理论体系。无可否认,徐氏的论点体系仍有待学术界继续完善,有的观点,仍有待于学术界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作新的审视和进一步深入探讨。但总的来看,徐氏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充分发掘古代文献、考古学资料,并高度重视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的参照作用,在坚实的史料和科学理论基础上,逐步揭示出中国前封建社会的绝大部分历史真相,促进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前封建社会形态研究的深入与理论体系的完善,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前封建社会形态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     

新史学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新史学的历程,可分三个阶段:一、准备阶段(1840—1898),冲破藩篱,推陈出新;二、蓬勃发展阶段(1899—1949),百家争鸣,波澜壮阔;三、深化与改革阶段(1949—),曲折前进,再创辉煌。     

鲁滨逊《新史学》的史学思想杂谈

鲁滨逊的《新史学》是近代西方新史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代表著作。从实用主义和对传统史学的沿革两个角度,分析其实用主义思想来源;对传统史学沿革的研究过程中注意到对客观主义史学思想的沿袭,及其对史学科学化问题的全新解释,以期进一步认清其在史学变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简论清末民初新史学

清末至新文化运动前的新史学以西方历史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科学实证为基本方法，它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变革和深入发展的奠基石。本文对这一时期新史学形成的内因和外因，新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三大表现形式，新史学的三个特征，即科学性、民主性和民族性，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民国赋学批评新史学观念影响论

进入民国,因辞赋创作所依托的旧学体系被冲击,以及清代考校律赋的科举制度乃至整个封建制度的结束,赋体彻底失去了现实创作的需求,而成为历史性的文学标本。因此民国时期对赋体的研究,既是文学的研究,也必然地含有历史研究的要义。而民国时期也是中国社会整体从漫长而封闭的封建状态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阶段,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历史研究也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治学思维与研究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试从历史研究层面去探讨民国赋学与古典赋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秦史研究新篇章--读徐日辉先生《秦早期发展史》

徐日辉先生的新作<秦早期发展史>解决了秦早期历史研究中的诸多悬疑:一是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证明秦人源于夷夏戎狄;二是突出考古成果,结合方志、民俗等学科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指出绵诸戎的活动中心,在现在天水北道区社棠镇绵诸大队;三是利用金文以补文献之不足,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新资料.     

论徐中舒的“澄滤”说与古史建设理论

徐中舒先生的史学,直接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并受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等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运用"澄滤"说和"素地"论对于上古时期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更具科学和理性。"古史三重证"的方法论为"澄滤"说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徐霞客与鸡足山--关于此题的明清史背景片想

文章从徐霞客与鸡足山的关系,讨论了云南地区明清时期的若干历史背景,即实学思潮对云南的影响及晚明士风等问题,具有地方文化的学术参考价值。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钱钟书论文学的通俗化与平民化

文学的通俗北倾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倾向,引领着现代文学时代风尚与精神动向.钱钟书本着文学审美的自主性、复杂性与独特性对此表述了自已的异议,强调文学的高雅化追求.如此文学主张可以窥探中外文学与文化对钱钟书的影响痕迹.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探索

通过对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考察,就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进行了若干思考。认为艾尔曼将通常研究今文经学的重点由"康梁"转为"庄刘",把思想史的研究和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给我们开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     

河北省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河北省董仲舒与河北历史文化研讨会"在很多方面均有创新与突破。在研究资料方面,对旧材料的史料价值作了进一步的发掘,并十分重视新材料的运用。在研究论题方面,既有对旧有问题的重新审视,也有对开拓性新论题的探索,且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层面研究并存。     

新出土徐浚墓志考述

论证了《徐浚墓志》四个方面的史料价值: 第一,记录了徐氏家族的情况,可以订补史籍记载的阙漏; 二, 记载了开元、天宝期间吴越地区的文人群体活动情况,文学史料价值很高;三, 本志由著名书家徐王 寿所书, 具有较高的书法史料价值;四, 记载了徐浚明经及第与调选情况,具有一定的科举史料价值。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之差异

<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歧异之处,主要表现为政治态度和创作成就两方面.对二者评价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可对李商隐在唐末五代和北宋的接受状况有更为客观深入的了解.     

新中国中东史研究五十年

中东史在我国年轻的世界史学科中是更为年轻的学科,我国学者对中东史的真正研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至今已走过五十余年的历程。期间既有势头良好的开局起步阶段,也有"文革"十年浩劫的严重摧残时期,更有改革开放后阔步前进的喜人发展局面。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五十年来中东史的研究历程进行一番梳理,肯定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找出尚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对于推动中东史乃至中东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