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失恋》:戏拟与反讽

《野草》第四篇《我的失恋》是一首戏拟之作,仿拟的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通过戏仿,诗人有意追求的反讽效果既产生在严肃形式与现代白话口语之间,更产生在新旧语境与新旧表达之间的符号体系的生成变化之中,诗篇见证了生命冲力化成创化之力后的行动的过程。这一点与艾略特的早期诗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有相通之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失败的启示——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手稿为中心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动员文艺界的一大批精英参加电影《鲁迅传》的创作和拍摄工作,未曾发表过的夏衍创作的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是按照周扬的指示,对陈白尘执笔的《鲁迅传》第三稿的大幅度修改,把原来剧本所塑造的“革命家鲁迅”改造成“文艺家鲁迅”形象,但是夏衍的修改没有能够成功.电影《鲁迅传》的剧本创作不仅显示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官方对鲁迅接受与改造的政治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电影《鲁迅传》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认识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话题也在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奠定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文化密码——以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为例

鲁迅在小说中成功地实现了作者本身的某种裂变,既充当叙述者,又充当人物形象,表现了一个世俗的、平庸的自我,也表现了一个理想的、超俗的自我.<头发的故事>的叙述形式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精神自我分裂的真实体现.这两个真实的影子在文本中来回晃动,最终向理想的、超俗的自我方向偏移,完成了小说的审美转换.中国现代文学之初小说创作的纯粹与健康气息,正是得益于对超俗理想的高扬,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文化密码.     

如何理解鲁迅思想的“转变”——以《野草》及《野草》前后的鲁迅文本为例

鲁迅思想和创作是无所谓前期和后期之分的,即没有鲁迅"思想转变"之说。但是,鲁迅思想有一个成熟或完成期,其标志就是《野草》及其写作。借助于《野草》,鲁迅集中地思考了"自我之存在"等人生的或生命的根本问题,在其上鲁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已然成型。这是攸关人生和生命的基础性、根底性的东西,它不会再转变;转变了,那是另一个人;它只有生长,生长于其上。在《野草》之外,又分别考察了《坟》《朝花夕拾》等三类同时期的鲁迅文本,并从它们与《野草》的关系角度进一步论证鲁迅思想的"形成"。     

史铁生的宗教性书写——以《我的丁一之旅》为例

史铁生既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也是这个语境中一位特殊的宗教思想家。他的作品中一直有着大量的宗教性书写,而其《我的丁一之旅》在这一点上堪称其总结性的心灵文献。基督教及佛教元素渗透了这部小说的叙述,这两种元素自始至终矛盾统一于一颗不知所终地祈祷的心魂。     

鲁迅与《中央日报》副刊

前期的<中央日报>副刊是很有特色的进步副刊,对其鲁迅是持有支持的态度,在孙伏园的中介下鲁迅与这一副刊发生了一些关系.鲁迅在1927年2月在香港的两篇讲演稿<无声之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分别于3月23日、5月11日在<中央日报>副刊得以完全地与公众见面.在讲演中鲁迅对中国旧文化进行一以贯之地剖析并对港英当局进行了强有力批判.此外<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引起了一场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的风波.     

丢失的时间楔子——以《风波》为例谈鲁迅的时空体验

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也是人类感受世界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鲁迅最真切地感受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存在状态,并在他的作品中传达了独特的时间与空间感:时间缺席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留下空间给人带来沉重的压抑。鲁迅既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又痛感中国的“无历史性”,因此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用死亡撕开“无物之阵”,置入时间的楔子。     

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

《恒训》是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贿考案被判"斩监候"后在杭州狱中写的一篇家训,原训文稿已佚,现有鲁迅抄录的稿本存世。鲁迅对祖父贿考案一事有一种痛定思痛的隐痛,因此,在离开绍兴的时候,鲁迅有意识地消除了祖父在家庭中的其他遗物,却保留了自己手抄的《恒训》稿。《恒训》不仅是了解鲁迅故家败落的一份原始资料,而且也是解读鲁迅与祖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文物参照。     

论早期鲁迅文言论文中的“古字”——以《破恶声论》为中心

鲁迅留学日本后期作《破恶声论》等文言论文中所用“古字”,与章太炎以“《说文》学”为基础的“小学”/语言文字之学形成了文本内外互文性的行动场。此时鲁迅语境中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古字”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在的“存在”,其本身的敞开性使主体“内在性”的生成成为可能。鲁迅语言文字实践中体现出的求本、推源、寻根的动向,与他言说的“心声”“内曜”密切相关,“古字”及其蕴蓄的思想文化传统关联着主体的独特性、想象力与创造力。经由“古字”回溯并激活文化本根,承接自章太炎国粹主义脉络的同时也是鲁迅在历史语境中寻求民族新生之路的主体文化自觉,即如他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传播、创新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解读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环境下的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播及其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特色。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中国首次在唯物史观视域中阐发“阶级竞争”说、“法律”的上层建筑地位及“物心两面改造”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开创意义的经典文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研究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本,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起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带有的传播、创新及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特点。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鲁迅校对《嵇康集》的手稿

鲁迅生前多次整理并抄校《嵇康集》,所留下的手稿基本上都编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五函之中。近日笔者发现了一份鲁迅校对《嵇康集》的手稿,该文不仅没有被收入各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之中,也没有被收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之中,应当是鲁迅的佚文。此佚文当为鲁迅1926年10月—11月间在厦门大学撰《〈嵇康集〉考》时,以其在1913年校订的《嵇康集》手稿为基础而重校《嵇康集》写下的校订手稿。     

鲁迅小说《鸭的喜剧》校读记

鲁迅小说《鸭的喜剧》是现代文学史上纪实性色彩非常浓厚的名篇,这篇小说在最初发表之后,还曾被鲁迅先生加以多处修改,但这些修改迄今还从没有得到过校对和整理,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些修改中,有一处地名的变动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那便是鲁迅把最初版本中的"爪哇"一词改为了"缅甸",这处地名修改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先生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严谨精神。     

鲁迅与《时事新报·青光》

鲁迅一生与现代报刊关系密切,他不仅投身于创办或编辑进步刊物,也关注保守落后报刊上的言论。鲁迅曾为陶元庆画展撰文,文章后载《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该刊上的言论多不为鲁迅赞同,他晚年创作时将此刊文字妙手剪裁,或讽或谑,既成一文。《青光》成为了鲁迅重要的反面信息来源之处。本文试图梳理分析鲁迅与《青光》的关系,彰显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价值。     

夏目漱石《我是猫》的文明批判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影响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学因缘既有思想内容上的文明批判,亦有表现技巧上的反语讽刺。尽管鲁迅与夏目漱石之间的影响研究中存在着泛化的现象,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于鲁迅在文明批判上所受夏目漱石《我是猫》的影响还缺乏全面深入的反思。鲁迅对夏目漱石《我是猫》“异类叙述视角”的接受与改造,体现在他的文明批判与国民性批判上,并且暗含着二人在文学趣味和风格上的相似性。当然,由于历史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异同,鲁迅对“异类叙述”的艺术处理表现出不同于夏目漱石的文化特征。     

《鲁迅全集》中的《呐喊》

作为鲁迅的第一部创作小说集,《呐喊》收录于迄今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呐喊》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在《鲁迅全集》的编校过程中,《呐喊》的文本和注释形态既受到不同编辑理念的影响,又遭遇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该书的编校注释彰显出中国现当代出版史的若干问题。各版本《鲁迅全集》对《呐喊》的不同处理,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     

重读《鲁迅批判》

尘封了几十年的《鲁迅批判》 ,我们对它曾有诸多的误读。本文通过分析它在批评过程中抓住文本的本质和进展 ,注重同作家感情的对话 ,广博细密的梳理等特点 ;试图发掘出它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特的贡献 ,进而探寻它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借鉴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鲁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在1943年鲁迅逝世七周年发表,与此前解放区举行的一系列纪念鲁迅逝世的仪式构成了一个表意系统,为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持。《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鲁迅的名字集中出现在7处共计12次,其中有2处引用完全符合鲁迅原意,有5处是创造性阐释,成为《讲话》思想、逻辑和权威性的重要来源。但鲁迅毕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思想家,《讲话》建构的话语体系,与鲁迅自身的话语结构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冲撞与纠缠,所以《讲话》话语体系对鲁迅话语的收编,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问题。     

鲁迅辑佚《玄中记》之得失

《玄中记》今存六种辑本,其中以鲁迅《古小说钩沉》本最为完善。鲁迅辑佚《玄中记》用力颇勤,他在前人整理成果的基础上择善而从,并且凭借其诸多优长,真正凸显出一个辑佚大家的文献功底和远见卓识。尽管如此,因为种种原因,鲁迅所辑《玄中记》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由此尚有进一步补辑的必要。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辑佚《玄中记》之得失,为我们研究鲁迅及其辑佚工作、补充和完善《古小说钩沉》提供了典型范例。     

校园期刊与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以《新潮》和《清华周刊》为例

在新诗发生期,校园期刊是新诗及新诗观念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场域,《新潮》和《清华周刊》作为典型的校园期刊,深度参与了当时新诗批评场域的形成。《新潮》强调办刊人的共同主张,紧随《新青年》办刊理念,选诗以白话新体为限,重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具象式写法;在议题设置上更重视新旧文学之争,理论批评主要是为新诗合法性找理据,在自然和自由的诗体解放旗帜下,扩展新诗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新潮》与《新青年》《少年中国》构成同盟关系,增强了自身影响力,为白话新诗派壮大了力量。《清华周刊》及其《文艺增刊》虽然也强调办刊人的共同兴趣,赞同诗体解放,但更强调诗体创造,将情感、想象视为诗的本质,丰富了新诗表现手法;在议题设置上更注重理论建构,多围绕诗体规范与创造的具体细节展开,注重相互评鉴;《清华周刊》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因诗学趣味相近且有合作,为新格律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孤独、死亡与希望——再读鲁迅小说《明天》

《明天》讲述了单四嫂子痛失爱子的经历。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叙述,并不时采取反讽的手法,接近尾声时"我"作为叙述者的突然介入使作者的情感与单四嫂子的情感合而为一,看似是单四嫂子接受宝儿之死后的寂寞,也是作者所体验的孤独。导致宝儿之死的国民劣根性在文中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表现出来,只有消除了国民的麻木和冷漠,革命者和劳苦大众才会有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