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女性命运的悲歌——论蒋韵、徐小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

蒋韵、徐小斌、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创作,关注家族女性命运,主要讲述超越个人生活的更为阔大的家族生活,显示女性在家族"消亡和离散"的故事中受难的个人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并探讨这些女性的心灵如何坚忍地在苦难中得到救赎.     

家族审美"最后"现象的思考

对家族历史生活的描述和家族文化的反思一直是20世纪小说创作的热点内容.但自1996年以来,家族小说的创作呈现出相对停滞的状态.针对家族历史小说审美中的"最后"现象,将家族小说分为现实主义史诗建构型和先锋主义历史解构型两种叙事类型,论述"最后"现象与"审父"意识的关系,探讨两种类型创作搁浅的原因,并展望其跨世纪的创作走向.     

论福克纳家族母题小说中的自主情结

福克纳在其家族小说创作中有一种不为创作者的自觉意识所完全控制的直觉领悟的心理倾向。正是这种自主情结引导作者超越个人的局限,遨游于个人利害的范围之外,反映了超个人的、更为深邃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创作出了具有永恒艺术生命的作品和崇高的美学景象。     

苏童和威廉·福克纳颓败型家族叙事比较

苏童和威廉·福克纳在小说创作中都采用了颓败型家族叙事模式,如苏童的《妻妾成群》《米》和《罂粟之家》以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这让他们的小说创作从这个角度有了可比性。不过两位作家在进行家族历史叙事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很大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家族灵魂人物,也就是男权社会中的"家长"的刻画以及对家族衰败根源的认识上。而这些创作差异的出现与两位作家的家庭出身和社会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历史变革中美国南方社会的真实写照

福克纳短篇小说《献给埃米莉的玫瑰》通过对小说主人公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家族与个人的人生沉浮的描写 ,反映了美国社会群体以及整个人类社会涉及“人类内心冲突的种种问题”的创作主题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与词文学集群生成

文化家族是清代阳羡词学兴盛的重要支持力量。阳羡陈维崧家族、万树家族、史惟圆家族、徐喈凤家族、储方庆家族等,词人辈出。这些家族间彼此联姻,使清代阳羡词人因姻亲之缘而结为特殊的家族文学共同体,相互激发创作兴趣,共同展开词创作,积极建构地域词学传统。联姻,不仅加强了阳羡家族的文学交往,而且形成了特殊的创作机制。本文拟在家族视野中,探究联姻如何影响清代阳羡词的演变,揭示家族联姻与清代地域词学发展的内在关系。     

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乔家大院》和《新安家族》

热门剧集《乔家大院》、《新安家族》以其独特的历史视角和叙述方式为新历史主义理论运用到历史剧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为切入点,从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历史叙述的个人化、历史的小写化等多个角度对历史剧题材创作《乔家大院》、《新安家族》进行分析与解读。     

东汉崔氏家族散文初探

崔氏是东汉文坛上较为著名的一个文学家族,论题研究和论述了这个家族成员的散文创作,由点之管窥蠡测,折射出东汉散文创作和东汉家族文学的有关特点。     

新中国美术(1949—1976)作品中“家”原型解读

建国初期,家族文化面临崩溃的命运。但是新中国美术(1949—1976)作品表现出对集体主义大"家"与"父亲"的崇拜,对父权制话语的认可,阶级仇恨的描写走不出家族复仇的局限,可见"家"作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没有随着"家庭"的被迫解体而销声匿迹。"家"原型在新中国美术(1949—1976)创作中彰显了勃勃生机。     

安东金氏家族的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

虽然朝鲜社会的主流思想认为女性的职责是"中馈织纴","文墨之才非其所宜",但士大夫阶层从家族传承与子女教育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也应该学习《小学》、《内训》、《女诫》等等,这就为女性读书识字开启了门径。而安东金氏家族的男性对女性亲近书册尤为包容,在他们的鼓励与帮助之下,家族中出现了不少有"女中君子"、"女中大儒"之称的女性。再加上金盛达的倡导,更使家族女性文学达到繁盛,金浩然斋就是其中最出色的女性文人。由一斑窥全豹,从安东金氏家族女性文学的兴盛可以看出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中期朝鲜女性教育与女性创作的关系。     

论叶嘉莹词学阐释中的生命美学思想

叶嘉莹的生命美学思想与她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阐述是融为一体的。她以深厚的学养和跨中西文化的视野,在词学研究中渗透着生命美学思想。叶嘉莹对花间词美学特质的探索是她真正从美学角度出发阐述诗词。她提出的"弱德之美"丰富了中国生命美学范畴。词之特质迥异于表达显意识的诗文,在表达美好爱情的长短句中流露出真挚的心灵之美,蕴含着文人忧国的情怀之美以及精微多姿的生命体验之美。     

中西文论互鉴中叶嘉莹先生以生命体悟为中心的词学创新

叶嘉莹先生在词学探究中体现出较为鲜明的创新精神,在承继王国维、顾随等前辈学人的基础上,她以自身心灵感发、生命体悟为基础,在中西文论互鉴中,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进行了深层次的探析和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提出“兴发感动”说,将词划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对小词富有丰富潜能的原因进行了追本溯源的探索,并将其美感特质归纳为“弱德之美”。叶先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思维,对中国词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     

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识——浅析叶尔克西散文集《永生羊》

叶尔克西以其对草原生活不断回溯的牧羊女的成长历程彰显了鲜明独特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她在耳濡目染母族文化万物有灵观念的同时,耳闻目睹了身边各种生命的死亡,对死亡的认知亦由困惑、恐惧、痛苦而为微笑释然,自然而然,将人之生命历程视为一种自然生命的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必然过程。面对死亡的坦然涵养了叶尔克西坚定而坚强的生命意志,让她的散文含蓄蕴藉地传递出深沉丰厚的意蕴。     

女性的抒写与企望──商景兰的文学活动与女性意识

明末清初女诗人商景兰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除了与祁彪佳才子佳人式的幸福婚姻之外,其一生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即是创立了以她为中心的女性诗歌创作群。她通过诗歌吟咏人生,抒写情志,在家族男女之间相互唱和。商景兰的文学追求无疑更增强了她的人生价值感,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她的女性自我意识,提升了她的人生境界,其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及文学追求,使她能够在才女如林的明清女诗人中占得重要一席,亦可为我们研究明末清初女性文学活动提供个案的观察视角。     

梯玛信仰与叶梅的小说世界

梯玛信仰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既体现为土家人的刚健性格和乐观精神,也隐含着土家人的生存意识、集体意识。在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和《最后的土司》中,梯玛信仰是结构文本的核心因素。对于小说世界中的土家人民,梯玛信仰潜在地引导和约束着他们的生活,根筑了他们生活的勇气和期冀;而对于作家叶梅而言,写作即展演土家文化,这不但饱含了她对土家文化的认同,也饱含了她在多元文化碰撞的态势中对本民族命运的思考。     

叶宪祖生平创作与家学渊源

本文以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叶宪祖中进士为界,把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叶宪祖主要以潜心读书为主。后期,叶宪祖面临的不再是个人的升沉、得失,而是严酷的社会现实,黑暗的政治体制。叶宪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戏曲家,与他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叶家乃书香门第、科举世家,其父叶逢春对叶宪祖的影响尤为深重。叶逢春工诗、工古文辞,喜曲。耳濡目染之下,叶宪祖也善为古文辞,喜曲更善于谱曲。叶氏先祖勤政爱民、不畏权贵的传统也影响着叶宪祖的为人行事。博采众长、注重讲学更是对叶宪祖的戏曲创作与审美取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窦娥形象生平七阶段解读

窦娥短短二十年的人生,清晰地呈现为六个阶段。死后三年以鬼魂再现,可视为其最终归宿,不妨看作她一生的第七个阶段。窦娥形象的生命历程虽然很短暂,但既做过女儿、童养媳,又当过妻子、守寡的儿媳妇,除未曾体会到做母亲的滋味以外,人生该有的经历基本都拥有过;家庭关系虽不复杂,但阅历却不简单。所以,她的思想、行为都远远超过了二十岁的人。她的人生是残缺的,但性格却没有扭曲。这样的感天动地的悲剧,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属罕见,无怪乎她对后世能有如此强烈、深远的震撼和影响。     

张爱玲与传统文学中的“意象”

张爱玲不幸的家庭生活及乱世战争的人生体验,使她笔下的人物皆处于孤独、隔膜的状态中。作品中镜子、月亮等传统意象的运用,更细微逼真地传达出人物虚无与绝望的生存困境及特定的心理状态,以此建构出她笔下的“苍凉”世界。     

论凌淑华小说的温婉含蓄美

凌淑华的小说创作和同时代许多作家一样 ,是完全建立在时代与个人经历的契合点上 ,由于其出身、生活经历、素养以及审美等多种因素 ,形成了她观察社会人生 ,尤其是高门巨族中女性的生活、情绪、命运等的特殊视觉和独特的审美感受 ,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温婉与愁怨 ,含蓄与隽永 ,清丽与淡雅的艺术境界 ,构筑了一个哀婉凄美的闺门世界。     

九叶派诗歌的城市书写和空间现代性

九叶派是中国新诗发展的中坚力量,相较传统诗歌,其诗歌的空间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城市书写的探索中：在空间意象选择方面,九叶派诗歌偏重城市空间,在描绘乡村时也更倾向于社会性意象;在空间体验中,相对于古典诗人推崇的隐士身份,九叶派诗人扮演了城市漫游者的空间角色,深入体验城市空间,观察城市人群,表达了城市生活带来的荒凉、焦虑和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