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陇东道情皮影戏的宗教仪式功能

陇东道情皮影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其中之一便是有着很强的宗教仪式功能。陇东道情皮影戏的这一功能,既体现在一些特殊的戏俗,如“打台戏”、“封神”、“过关戏”等这些似戏非戏,有着很强模拟色彩的驱邪、祛煞的仪式上,也表现在某些特定场合如“庙会戏”、“愿戏”等演出时的神秘仪式里,还呈现在请神仪式以及例戏演出等方面。陇东道情皮影戏的这一功能,与影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深受民间道教、佛教以及巫术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道情皮影戏本身就是道教艺术——道情的一种形象化展演,即用皮影这种道具来演唱道情曲目,与道教有着源流的关系。     

明清以来道教唱道情在湖北的传播

唱道情是道教弘道宣教的一种文艺形式,在宋元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颇为流行。明清以来,道教唱道情在湖北的传播,是道教与楚文化相结合的民间文艺形式。道教唱道情在楚地民间的兴起,并形成具有地方民俗特色的道情,是明清时期道教影响地域社会的结果。明清以来,道教唱道情与楚地民间信仰相结合,是拓展楚文化研究内容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村政界面的行为过滤功能分析

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村政管理体制 ,是存在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一个重要管理层面。它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运作中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村民来说 ,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是乡村民主政治的操作性界面 ,乡村民主政治只有通过村政管理界面的操作才能实现 ,而这一界面的操作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行为的过滤 ,即政府和村民行为的双向过滤的过程。通过对其过滤功能的分析研究 ,可以深化研究村民自治问题 ,这也是进一步完善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实践的需要     

民间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国家化”实践

近年来,民间文化正以"遗产化"的形式被建构成一种新的人文资源。在"遗产化"进程中地方文化正在向"国家遗产"转变。该现象已引起学界的讨论,其主题集中于民间文化与文化遗产的关系问题,但较少涉及遗产的地方属性与"国家化"的实践。从端砚文化个案来讲,国家遗产的身份强化了政府管理与遗产的关系,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遗产与地方的内在关联;同时,国家遗产的管理与地方社会的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保护理念在地方社会不仅遭遇一定的尴尬,而且难以促成文化持有者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因此,引导文化持有者的广泛参与、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将是今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     

文化展演中的乡村社会——清末民初山西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生活

近代以来,秧歌小戏广泛流行于山西各地乡村。相较于精英阶层参与的传统大戏,乡民创造的秧歌小戏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更为亲密。清末民初,山西各地秧歌小戏由于较少官方介入,更多地体现出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仅使秧歌小戏得到了乡村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作为民间文化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也生动展现了当时山西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和乡民的思想情感。发掘秧歌小戏这种艺术形式背后的乡村社会和民众观念,是秧歌小戏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

从合法性来源与利益关联等方面考察乡村治理,可以看出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源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塑造。当前乡村政治发生障碍的根源在于建立现代国家进程中的制度性缺陷,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应当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新的治理规则,以取代原有的“潜规则”,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性改造。     

从乡绅到中农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 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治观念史所左右。 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 本文与上述研究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 基于最近 60 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 21 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 论文将探索在 60 余年间,国家通过政治 / 组织路线,对血缘 / 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 / 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解放初期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活动 --以江苏地区为中心

1949-1952年是新中国政权巩固及国家重建的三年,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小学教师适应新社会、初步接受改造的三年。思想学习是中小学教师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它通常表现为日常的政治时事学习与假期的集训与轮训,学习的主要内容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为主。从此,思想学习逐渐融入教师的日常生活,中小学教师在思想意识领域开始了进入新社会的过程。     

"刘三姐"作为象征符号的演变与重构

本文联系国家、社会、文化变迁,运用象征人类学理论及新历史主义观点,剖析了"刘三姐"隐含在国家主流话语及民间话语中不同的象征意义,并以"刘三姐"的当代境遇,说明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出于政治或经济目的改造民间文化,而作为主体的民众面对国家主流话语并非别无选择,既受国家主流话语的影响,又能够依照自己的观念秩序进行民间文化的再造。     

从丧葬礼仪的变迁看民间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以山东省碑坡村丧葬礼仪的变化为个案分析

形成于传统社会的民间文化与传统乡村社会环境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民间传统文化所位育的乡村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在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一些民间文化传统也不断发生着改变,但民间文化在变迁中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体现了文化的传承性.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应正确对待民间传统文化.     

民间艺术的生态存在与发展

民间艺术与民俗生活、民间文学在总体上统称为民间文化.它们不仅仅存在于普通意义上的文化生活之中,而且以活的形态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被赋予多种功能、价值、意义.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民间艺术的形成、发展与变化的总体意义上存在着丰富多彩的内容,具体表现为艺术生态的存在形式.     

国家身份与教化传统：云南芒市傣族地区乡村教师的历史考察

本文以云南芒市傣族地区的乡村教师为例,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不同时期乡村教师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阐释乡村教师身上的文化冲突。传统教师扎根于乡土社会,在地方上承担教化功能。现代学校教育使教师获得国家身份,进而被纳入国家体制中。乡村教师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从乡土化教师、候鸟式教师向逃离型教师的转变。乡村教师逐渐脱离乡土社会,其国家身份上的单向度,使其难以有效编制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论清季外官改制中的地方政治转型——以江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清季外官改制期间,省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机构专门化、职责制度化,司法独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以及谘议局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管道;州县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绅权从乡村向州县级政权的扩张,地方绅士成为州县级政权体系中的权绅。晚清政府引入三权分立原则,在推进地方政治转型的同时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绅权的转移开启了近代乡村社会控制弱化的历史进程,最终拉大了国家与民众的距离,使乡村社会陷入难于整合的危机。     

甘肃环县兴隆山庙会的田野调查

庙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庙宇分布、宗教仪式、精神信仰、民间文艺和商业贸易五方面对甘肃环县兴隆山庙会的状况做了介绍。庙会内容丰富,形式古敦,是了解和研究环县传统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关于常州地方曲艺传承与保护的思考——从常州道情说起

常州曲艺有许多自己独特的形式,文章以常州道情为切入点,分析了常州道情的缘起及其生存现状,阐述了常州道情的艺术特点,探讨了常州地方曲艺传承与保护的问题,提出了保护和传承的对策。     

徐灵胎与《洄溪道情》

清代徐灵胎《洄溪道精》，是第一部抒情性道情专集。徐灵胎对道情曲体深加研究，寻找到了道情的初始音律，具有极高的曲律学术价值。《泅溪道情》39首，能以道情为诗文，将一切生活感慨仅用道情写出，丰富了道情的表现内容，并在不悖“道气”的原则下，写出了“情境音词，处处动人”的篇章，在文学史上有其特色与地位。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当代山西河津庙会初探

庙会是乡村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认识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视点。从庙会的分布、内容、功能等方面对当代山西河津庙会进行考察,从祭祀神灵、参与主体、庙会内容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当代庙会对传统的延续与演变。当代庙会在具有庙会的传统功能以外,由于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功能。     

“去民间”:以张竞生与费孝通乡村研究为案例

"去民间"是响彻近代中国史的口号,它的产生不仅促进了当时的中国乡村建设、边疆开发等政治实践,也导致了乡村社会调查、边疆史地研究等学术活动的出现,而且还重构了"地方"的空间意义。文章认为"民间"是在近代国家建构中被发现的,李大钊《农村与青年》一文,揭示了民间与重新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国家视野的关系。在这一视野下,彼时中国人引用不同知识资源和理念尝试去认识、改造农村,并引发了对于乡村认识的争议,而这一认识争议最终以调查方法的检讨作为表征显现出来。在此逻辑下,文章认为讨论费孝通认识乡土世界的方法,有助于厘清方法论争与"地方"建构之间的关系。调查方法论争不能仅仅放入学科内部加以讨论,亦应从外部政治关系中去解读;认识方法除建构"地方"意义的诗学性质之外,仍具把握"地方"真实的能力与诚恳。     

近代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传统权威的衰落

自晚清以来,各种政治势力为了加强对乡村的社会控制和资源掠夺,纷纷在乡村进行政权建设,将国家权力轨道铺设到乡村.国家权力的下沉没有完全动摇地方绅士的权威,血缘、地缘、礼教、族规在乡村中依然占有突出地位.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力量对乡村的渗透方式和治理策略不同,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还是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总体上表现为国家权力加速向乡村渗透,乡村传统权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本文从晚清、民国和革命根据地三个方面,分别探讨了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