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结合经验材料梳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范畴下对少数民族文学独特性、差异性的强化以及由此形成的隔阂与不调适,分析“多民族文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的新拓展。指出“多民族文学”的命名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超越,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由二元对立向多元一体的转变,在心理认知上体现了由民族视野向国家视野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     

“骏马奖”

“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58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一次关于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座谈会上。     

词条叙事：文学人类学的新对象与新可能——以“折毛”的“罗斯宇宙”为例

“折毛”创作古罗斯地方史的事件引发了公众的持续关注。一贯提倡消解学科边界的文学人类学在聚焦此事件的同时也在尝试拓展自身的对象域和问题域。本文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关注“折毛”创作“罗斯宇宙”的个案，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条体小说。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下进行词条叙事的新文体探索，重新探讨“虚构事实”之间的关系。结合人类学独特的方法审视“折毛”写作词条体小说的实践过程，分析在进行地方性知识写作实践时所依托的共享文化符号池，以期为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开辟新的可能。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大文学史观”

少数民族文学不能因为“少数”而固步自封,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国文学史”中被边缘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示学界需要践行一种新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来适应时代发展,“大文学史观”以“一个中心、三层视野”为框架：一个中心即以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为核心,三层视野即以民族性、中华性、世界性三重研究视野,关注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一体性、全人类性。通过三层视野建构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层级较为完善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依此“大文学史观”,将多民族文学置于民族共性、文化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坐标中,提炼出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     

五毒俱全的“维吾尔民间谚语和谜语”

最富于人民性的民間口头創作是文学艺术財富中的一宗瓖宝。我們党从来就十分重視各民族民間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因此在短短的几年中已有不少被長期埋沒的民間文学遺产被发掘出来,拭去了尘埃,发出了燦爛夺目的光彩,有的已进入了世界文学之林。敌人通过种种途徑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他們也沒有放过民間文学这一个方面,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为关心民間文学的“專家”和“学者”,用他們的反动观点来篡改民間文学,散播毒素。穆汉买提翟宜地搜集整理的“維吾尔民間諺語和謎語”一書(維吾尔文),就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     

桂林“文化城”的文人映像及文学生态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气象万千、文人云集,独特的城市景观使文人产生深刻的精神映像,特殊的政治、地理、文化等历史条件造就桂林“文化城”蓬勃多元的文学生态,“文化城”中的作家群落具有强大的精神合力,文学生产呈现出丰富的美学蕴含.桂林“文化城”的政治、文化和文学生态的内在关联留给后人很多回味与思考.     

“石牌话”探析

在自称“拉珈”的瑶族,曾流传一种民间文学形式——“石牌话,”或称“石牌料话”。石牌话类似自由体歌谣,它着重于讲述和解释石牌制度所制定的条规——“石牌律”。具有文学和科学的双重价值。本文拟从它的产生、形式内容、艺术特点及社会价值等方面,作初步的探析。一、石牌话的产生石牌话是为石牌制度服务的一种文学形式。所谓石牌制度,就是1942年国民党反动势力血腥统治大瑶山前,存在于大瑶山范围内的一种带有原始民主残余的社会政治制度。它把有关维护生产、治安、保障社会秩     

“河州才女”冯岩--记东乡族第一位女作家冯岩

作为甘肃省人口较少民族东乡族的第一位女作家，冯岩不仅对民族文化情有独钟，还对中国“花儿”格外关注，同时对“办报育人”倾心倾力。冯岩的文学成就曾得到省内外许多知名评论家、文学前辈们的褒奖和肯定，她与汪玉良、马自祥三人一起被称为“东乡族文学的三驾马车”。不久前，她的散文集《西部之恋》荣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一等奖。     

觉醒又不能自拔的“多余人”

19世纪俄罗斯系列形象研究之一的“多余人”形象是俄罗斯文学画廊中极为特殊的一组人物群像。本文深入地探讨了19世纪俄罗斯文坛中出现的“多余人”形象的运行轨迹,较集中地反映了“多余人”的苦闷、探求以及不幸的悲剧命运。     

走进“官场文学”作家王跃文

几部惊世骇俗的作品一个最具争议的文人“狮子加羔羊”的复杂性格“痛苦而孤独”的悲悯情怀透视“官场文学”作家的内心隐秘告诉你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请随本刊记者走近王跃文     

民族志、地方史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以达真的《康巴》为考察对象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康巴》构建了“康巴”这一独特的文学世界,融合了宏大历史、民间史、日常生活史等多重面向,重现了藏地历史的丰满厚重与含混驳杂,为近年来的藏地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视野。小说经由民族志、地方史的文学地理书写走向了对民族命运、国族命运的思考,在“地方性书写”与“总体性历史”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宏阔的时间与空间叙事显示了其史诗视野与史诗追求,但史诗性的追求和反史诗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使叙事面临巨大的困境与难度。作家努力在民族国家叙述、地方叙述、庶民叙述等更为多元的意义上彰显融合、交流、大爱、悲悯的历史伦理,为“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历史注脚。     

“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在京开班

5月29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国家民委民族团结杂志社（《中国民族》）联合举办的旨在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促进和谐文化建设的“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开幕。     

远行的“油香根”

油香在回族人的生命中不仅仅是物质载体,而且被回族人注入复杂含义,在家庭、社会、宗教活动中充当特有意义的象征,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油香以其“先入为主”的姿态,游走于回族人的重大节日及任何一个人生礼仪,油香在每个回族人的生命中有了“迎来送往”和“生死与共”的意义。本文以人类学传统的田野方式为基点,结合文学与学术的叙述方法,描述了中国回族饮食文化中颇为重要的一种食物———油香,并阐述了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中国回族饮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以期为饮食人类学在饮食文化研究中提供一些线索及思考。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译介特点及启示——以藏族文学的日本译介为例

笔者主要以中国当代藏族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为例,考察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译介特点及启示,认为迄今为止日本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积极且面面观式的译介特点。通过剖析掌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外国译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译介特点,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内在因素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外国译者直接译成目的语是捷径,但也存在隐患,亟须进一步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同时也要重视与外国译者的交流与合作。     

赫哲“伊玛堪”探源

赫哲族的说唱文学“伊玛堪”的许多故事首见于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但对“伊玛堪”一词及文学形式的调查研究始于本世纪50年代末。据刘忠波等编《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解释:“伊玛堪是赫哲族以口头相传的说唱文学”,并比拟“如同汉族的大鼓书评书一样” (见该书1987年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关于“伊玛堪”的学术讨论,     

1956年:“双百”方针催生的小说新潮

以“双百”方针的提出为背景,1956年的小说创作新潮确立了“干预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从而打破了50年代初以颂歌为主调的文学创作模式,开辟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新维度和新思路。这一创作新潮的出现既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精神的再生,同时也是建国以来重新确认知识分子角色的一个重大尝试。     

浅谈王熙凤之“辣”

王熙凤是《红楼梦》这部举世佳作中一位不可多得的女中豪杰,也是中国文学画廊中独树一帜的女性人物。作为贾府这一庞大家族的一根顶梁柱,王熙凤身上淡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施加的温柔、贤惠的妇德,彰显着独特而又别具一格的另类女性特点。其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其所独具的“辣性”——香辣、泼辣、麻辣、酸辣、毒辣。王熙凤可谓是千古一辣,她将“辣”这一字眼阐释的淋漓尽致。“辣”不仅体现了王熙凤的特点,也影响了她的命运。     

浅论《红楼梦》中的人物“互见法”

“互见法”是《史记》常用的一种叙事方法,兼具史学与文学层面的功用。在人物塑造上,互见法一方面有利于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一方面又能通过补充和映衬展示人物的性格复杂多样性。因此,“互见法”对我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探讨《红楼梦》在人物塑造上的互见艺术。     

试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人的文学”的生成、发展与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人”的主题的诞生,要追溯到20年代初,经过几十年的传播,“人的文学”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体系,始终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生成。探究“人的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对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起到关键作用,从“人”的文艺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关联入手,既能准确剖析中国现当代文学演变逻辑,还能从多角度切入解读文学作品。     

“莫日根”浅析

赫哲族的伊玛堪口头文学作品,一般地说,其主人公大多是“莫日根”,伊玛堪篇名往往也是以莫口根命名的。例如《西尔达鲁莫日根》,《木都里莫日根》,《木竹林莫日根》,《满斗莫日根》,《香叟莫日根》等等。具那些比较典型的伊玛堪篇章,大都有史诗的性质。它环绕着莫日根,以民族特有的原始文学风格,通过塑造典型的文学形象,深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