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民族通婚与城市民族关系——以兰州市为例

本文以兰州市为例,通过人口普查数据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城市民族通婚的现状,认为兰州市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民族通婚,且回族散杂居区民族通婚的发生相比回族相对聚居区要容易.总结出城市民族通婚的影响因素即宗教因素、居住格局、群体态度及群体规模、教育水平、工作单位以及城市民族通婚的发生条件即文化交融与结构交融的程度.笔者认定,较低的民族通婚率不能说明城市民族关系不融洽,需要其他变量来互证;由结婚反映出的民族关系多为夫妻、家庭、亲戚等关系掩盖,民族离婚现象则会对局部民族关系带来一定损害.     

云南通海纳古镇回族的婚姻与家庭

本文依据田野调查的有关资料 ,对在云南乃至全国都知名的回族社区通海县纳古镇回族婚姻制度、通婚规则、婚后居处模式、家庭结构及亲属称谓制度的历史和当代变迁 ,提供了一份民族志式的社区个案记述     

我国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的变迁

从2000年"五普"到2010的"六普"的10年间,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族际婚姻受到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等人口学因素变动的影响,呈现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变迁趋势。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际婚姻中通婚的异民族数量有所缩减;族际婚姻性别比偏高和偏低共存的趋势不变;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族内婚户主仍以男性为主,但族际婚姻提高了女性家庭地位;通婚民族平均数量呈减少趋势;个别普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汉族通婚的族际婚姻比例下降。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当代裕固族的族际婚姻——以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婚姻观念的转变,裕固族实行族内婚的禁忌改变,族际婚姻数量增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裕固族与异族通婚现象比较普遍,且通婚比例一代高于一代。对甘肃省肃南县红湾寺镇和明花乡的调查表明,多民族杂居的人口分布状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仅强化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而且促使裕固族与其他民族间通婚比例逐渐提高。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民族关系也更加和谐。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婚姻的典型调查

调查发现,同江市街津口乡赫哲族与汉等民族普遍建立了民族混合家庭,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已全部实行族际通婚。赫哲族族际通婚家庭所生子女的族属均报为赫哲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赫哲族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民族混合家庭的增多对赫哲语功能的衰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的赫汉民族混合家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赫哲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已达到相当融洽的程度。     

对回汉婚姻家庭的思考

回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分布特点,使回族成为全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中国西北是回族的主要聚居区,随着时代发展回族与各民族之间的相处与了解日益增加,随之有了回族与各族之间的通婚,尤其是与汉族之间的通婚。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充满了特殊性,主要是充满了与伊斯兰教有关的生活习俗方面的问题。文章对回汉婚姻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生活中的问题做了初步分析,以期为回汉婚姻和谐有所裨益。     

试论金朝婚姻制度的二元制特色

本文从民族融合的角度出发，阐释了金朝推行婚姻二元制的动因、女真族从传统婚俗转为吸收汉族婚俗的过程，以及金朝婚姻二元制的建构模式。作者认为，金朝为了社会长久安宁，是民族间通婚的动因；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交接、碰撞和转型性融合，导致了金朝婚姻制度的二元制。     

试论明朝时期的民族政策对西北回族的影响

明朝时期是西北回族发展的重要时期,回族在全国已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地域特点,明王朝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对西北回族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明王朝的民族政策对西北回族所产生的影响,试对西北回族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和发展做一梳理。本文认为,明朝统治者对回族采取安抚、怀柔和防范、同化相结合的民...     

回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族际族内通婚

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 ,族际通婚是其最初的原因之一。经过开放式族际通婚阶段之后 ,由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等外部原因 ,也由于维护自身文化的发展等内部原因 ,回族进入了族内通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婚姻自由使回族的族际族内通婚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目前 ,我国东部及南部散居回族的族际婚姻也面临着更多的考验     

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

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从全国范围来说,清初曾推行了提倡满汉通婚的政策,但未能大范围实施,随即转向了禁止满汉通婚的政策,即便如此,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对当地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回族民族精神的形成

本文认为影响回族精神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如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主导作用；先辈原始血统的“天赋素质”，频繁的空间迁移及社区特征；汉族文化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文章简要论述了回族民族精神的主要特征。     

新疆族际婚姻的调查与分析

新疆族际婚姻数量较少，但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新疆各地、各民族均有族际婚姻发生，同时明显存在数量多少及难易程度的差别。研究表明，在多民族共居的社会，如果社会平稳发展，各民族社会政治地位平等，民族关系和谐，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影响族际通婚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回汉杂居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解读——以宁夏固原市彭阳县白阳镇为个案

回族在我国处于“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在历史的发展中,回汉杂居地逐渐出现了民族文化融合的现象。通过对宁夏固原市彭阳县白阳镇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从服饰、饮食、婚俗以及葬礼等方面当地回汉民族文化出现了融合现象。     

妇女外流与西南民族婚姻习俗的变迁

妇女流动是缔结婚姻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途径和社会结构运行的基础.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许多民族的通婚范围基本在一个既定空间中进行,由此也使其社会结构的运行相对稳定,从而保证了诸多传统文化的接续.然而,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外界拉力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大量的民族妇女流出传统居住区域,向中、东部地区迁移,且多以婚嫁的方式流动.其结果是:一方面流入地民族成分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流出地则出现了婚姻拥挤等现象,并导致传统的婚姻家庭及社会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     

论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无效婚姻是不具备合法的婚姻成立要件因而不产生失妻权利义务的“婚姻”。我国现阶段无交婚姻仍然普遍存在，对当前人，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极不利的负面影响。新婚姻法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立法空白。比较无效婚姻的立法，应注重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     

论外资国民待遇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

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是今后利用外资政策的取向，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责任。国民待遇与民族经济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具体表现在国民待遇对引进外资、发展民族工业、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我国目前外资待遇的现状是“不足”与“过度”并存，因此从长期看要根据我国国情，实行有区别的国民待遇，近期内则可以巧妙运用关贸总协定，采取灵活策略保护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东部回族农村娶嫁流动调查——以山东三个回族村庄为例

回族是一个有族内通婚教义习俗和"大分散,小集中"居住格局的民族.通过对山东三个回族村庄的调查,试图找出当地回族娶嫁距离的分布状况和当前农村回族青年娶嫁流动状态,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建议.     

中西语言交流中的“文化休克”问题

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其产生的民族文化背景,学习异民族语言,如不注意该民族的文化,就会出现中西语言交流中的“文化休克”现象。本文通过外语教学的实践,强调重视东西文化背景异同的分析,避免文化交流中的抵触,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