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探讨

主持人:以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互动关系为视角来透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并进而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7月12日至14日,数十位专家学者,汇聚南昌,对宗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主要围绕宗族的治理功能及其现代变迁、宗族及其结构与活动、宗族、派系与村干部的选任以及宗族与民间社会、经济等主题进行。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当代宗族: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宗族复兴现已是不争的事实,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宗族复兴的作用机理进行全面透视可以得出:传统宗族具有社会组织功能与特征的品质即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其内含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信任机制、规范机制和网络机制;当代宗族正是在当代社会现代性的发展面临困境的社会背景下,基于传统宗族的社会资本特性,出现了"路径依赖"的社会现象而勃兴的;当代宗族是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重生的传统,不可避免的带有传统宗族的某些性质,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农村现代化大潮的涤荡与洗礼而发生异质性的变化,从而带有某些现代性的气息;因此,复兴的当代宗族是一种传统嵌入现代的社会组织.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时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朱开宇著《科举社会、地域秩序与宗族发展——宋明间的徽州，1100—1644》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6

本书的作者朱开宇,现为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生,本书即为作者根据其硕士论文修改而成。本文尝试以长时段的视野,观察宋明间徽州宗族制度的发展演变,探讨不同时间、不同历史情境下造成近世徽州宗族制度开展与强化的原因,以及该地区宗族制度强固闻名的症结,并藉此作为了解中国近世社会宗族发展的一个参考指标。以下便就书中各章一一加以介绍。     

亲族聚居现象与我国当前农村的宗族活动

自然村落中的亲族聚居现象,是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居处形式的突出特征,为捉村宗族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土壤。亲族聚居有三种基本类型,每一类型都有之相对应的一种宗族组织形态。在突出父权和夫权的原则下对亲族中的血缘亲属关系进行有意识的“重组”,即形成宗亲范畴,是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关键。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为宗族活动发生所需的各种物化的和智力的资源,是农村亲族聚居向宗族形态转化的重要社会条件。但从整体上说,当前农村宗族组织的发育程度还是低水平的,只要控制住宗族资源的生长,就可以减弱这种转化趋势。     

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发生冲突：计划生育与宗族网络

中国宗族制度的核心是祖宗崇拜和传宗接代的香火观念。这种传统的文化规范与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发生直接冲突。一方面,强大的国家机器毫不妥协地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复兴的宗族网络支撑着古老的香火观念。虽然计划生育的严格推行大幅度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本文所分析的村级数据却发现宗族关系越强的村庄,其生育率越高,从而揭示了非正式规范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软化刚性的正式制度的。     

死人与活人争地问题亟待解决

农村殡葬中的那种棺装土埋之陋习百弊而无一利。一是与活人争土地,在人多地少的中国,长期发展下去,将耕者无其地了;二是因葬地发生宗族械斗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三是浪费     

亲属体系与行为方式——中国人与日本人特点的比较分析

家庭和宗族是构成亲族体系的两大要素,而亲族体系又是个人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形成的重要背景。笔者曾探讨过中日两种家庭制度的一些重要差异,为了说明凝聚力方面的差异,涉及到宗族的某些特点。但因论题所限,并未作全面的阐述。本文拟对宗族问题作进一步展开,以了解中日两个社会亲族体系     

From Consanguinity to Citizenship: Changing Clan Relations in Rural Anhui Since 1949

基于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我们认为农村宗族在共和国前期没有被革命政权打碎,在改革中遭遇了历史性瓦解。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村落为基础的合作化政策下,传统的集体性宗族因与新制度发生组织性同构而得以延续,并在农民面对国家灾难性政策而向自身寻求保护资源时得到了增强。改革给予农民经济自主、乡村选举、进城劳动等现代权利,开始了农民的“公民化”进程,使宗族在大量年轻人口离乡后失去了后继力量,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     

新农保、宗族网络与农村家庭代际转移

在传统养老方式日益弱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覆盖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为基础,探讨了正式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传统宗族养老文化对农村家庭代际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新农保制度覆盖初期,农村老人参保对代际转移具有挤入效果,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新农保制度对代际转移的挤出效应逐步显现.而宗族网络对家庭代际转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宗族为载体的传统养老文化依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农保制度的效果.     

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

宋元时代是祖先祭祀方法由坟寺到祠堂变更的重要时代。本文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坟墓、坟寺、祠堂的实态和祖先祭祀。从社会史特别是家族、宗族的方面将坟墓、坟寺和祠堂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论述苏州范氏的坟墓和坟寺、祠堂的问题、家族宗族的迁居和定居、阶层性、风水、夫妇合葬、坟寺和祠堂的管理、运营等。     

经学与理学之间——朱熹之理学诠释学原则初探

朱子的理学诠释学实际上是绾经学诠释与理学诠释为一途。经学诠释是基础 ,理学诠释是核心。朱子的诠释原则受到来自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两方面的批评     

唐代皇室对老子的尊崇考

唐代对老子的尊崇在皇室的主导下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唐代皇室对老子的尊崇主要体现在认祖与追封,升《道德经》、习《老子》、崇玄学、准明经例考试,重视老子思想理论,以通《老子》者进讲、侍读,作为对外赏赐与交流的重要文化,讲老子符瑞,祭奠老子,设祠立像,尊老子庙等方面。但这种尊崇在有唐一代,不同时期仍有一定的变化。     

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

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康有为对《春秋》三世说的重解,旨在通过现代变革重塑大同理想,通过确立新的宗教教化化育民情,从而实现从据乱世到升平世的过渡。王国维藉社会科学之综合演绎方法,以《殷周制度论》等著作“以史治经”,确立了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从制度、民情乃至思想精神入手,重塑中国文明之本源、制度精神之普世价值。陈寅恪所治“不古不今之学”,则从中古史出发,运用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考证中古之思想和风俗流变,构建出一部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场景。     

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祀形式初探

明清时期,淄川毕氏、高氏、王氏等大族声势显赫.他们通过在家庙、祠堂、庭院、基地等不同场所举行祭祀,不仅加强了宗族成员的血缘性认同,而且也对地域社会中小宗族祭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显然,宗族认同标志的等级性演变,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宗族自身实力和地域社会紧密相联.     

图腾制度对中国宗法秩序的塑造与影响

图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宗法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形态和生活样态.图腾制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血缘划分原则构成了西周昭穆制度和"选建明德"两大国家制度的根据,而源自图腾制度的"礼"则成为宗法国家的规范基础.更深刻的影响体现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塑造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原则补充了国法,成为官府治理地方的辅助工具;宗族则成为审判机构等级系列中的初审法庭.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之路的重要关键,就是要在精神文化内核上,彻底打破宗法藩篱,重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     

论道德和伦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在西方文化中,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道德”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自由的定在,“伦理”则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道德”主要是由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论证和阐发的“得道之‘德”’,“伦理”则主要是由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学者们所阐发和构建的社会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在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伦理”高于“道德”;在中国文化中,则是“道德”高于“伦理”。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传统人地关系“厚德”与“中和”思想刍议

我国传统的自然观与人格化是统一的.是以"德"与"和"为中心的,因此在人地关系方面更加趋向人格化伦理.古代传统"地力常新"的土地改造思想,对当代生态保护、控制其环境蜕化上有很大借鉴意义.结合西方景观理论中"千层饼模式"的地图叠加技术,在大范围的景观与环境规划中,为寻求适应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性别伦理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的性别伦理,即男女空间的内外区隔、"看不见"的女性空间、以祠堂和贞节牌坊为代表的女性教化空间。传统建筑以区隔内外、分隔男女为主要手段的空间规训机制,一方面实现了建筑与空间对女性身体、女性活动的控制与限制,另一方面则实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性别权力格局,并以物质标识的方式彰显了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