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收获研究

该文首先分析了云南人口机会窗口的特征和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机遇,第二部分指出由于劳动就业压力、资本市场不健全和老龄化问题突出等阻碍着我们获取人口红利,最后对收获人口红利的支撑体系进行了简要探讨。     

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是经济学和人口学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是对于人口红利的具体定义仍然存在分歧。文章重新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以及衡量标准。并以此标准探讨了中国人口红利的特征和影响经济增长的条件和传导机制。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本文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概念、由来与数量界定进行了必要的理论阐述,构建了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判别标准,对法国、日本与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演变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前景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对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相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合理转化问题研究

文章将欧洲发达国家与中国历经的人口实践进行比较,探讨西方人口转变理论的不足,进而提出人口转变的方向及完成与否的判别标准。文章在构建年龄结构转化理论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了相对过剩人口与相对适宜人口,指出未完成年龄结构转化过程的发展中国家与相对基本完成年龄结构转化过程的发达国家人口状况的区别,从而论证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化的日趋合理性。     

人口红利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

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工业部门流动,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的集中释放。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考察了人口红利对我国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只关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二元经济转化中形成的人口红利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区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比重,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也延缓了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延缓了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城市化、人口红利与日本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红利"在经济增长重要战略机遇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离不开日本快速的城市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并向少子老龄化社会迈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居民储蓄、老年人再就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增长或将推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出现。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模式和人口转变模式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都呈现出相似的情形,对日本的研究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的"人口红利"并促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延长人口红利作用期以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人口红利的经济社会代价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分析了人口红利背后的经济社会代价,意在提请人们注意,人口红利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人口红利好处的同时,也要洞察其背后的隐患,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要事受人口红利,而是要摆脱对它的依赖。只有利用好人口红利期,在人口机会窗关闭前积极求变,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兑现途径

本文介绍了人口红利的概念及其形成过程,并通过对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人口负担系数变化的分析,说明人口转变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通过分析我国自进入人口红利期以来的人口红利兑现状况,提出要最大化地兑现余下不多的人口红利,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需要实现就业充分、就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得劳动负担逐渐下降,这对于储蓄水平的上升和劳动力投入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劳动负担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劳动负担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提高1.06个百分点,在过去的30年里劳动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通过计量检验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是存在的。由此我们推断,由于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向人口老龄化,劳动负担逐步上升,这将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制约。利用未来10～20年时间较轻的劳动负担的机遇期,我们应当建立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及制定积极的人口政策,调整当前生育政策、适时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劳动就业政策)来应对已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人口变动,使我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增长态势。     

Demographic Dividend,Population Aging and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China’s low fertility combined with increase in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is leading to disappear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opulation aging crisis. In this case, we may have a policy choice to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Because the disappearing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gradually and the reversal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may be the driving force of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the payment crisis of pension system which caused by the population aging may be the pulling force of raising the retirement age. If we consider the impact of this policy on urban employment and the laborheterogeneity in current conditions, we should carry out the practical policy which raise the retirement age slowly progressive and gradually.     

从“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谈我国的人口政策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利的“人口红利”时期。本文从分析我国“人口红利”消逝的预警入手,分析了我国人口结构面临迅速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并追溯了计划生育这一影响我国人口结构的政策原因,认为对传统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的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应提上日程。     

山东省人口红利的过程判断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与死亡率下降初始时间与速度的不同步,后者先于前者发生。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本文根据人口类型划分标准对山东省及其区域人口红利进行了过程判断,并通过计算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劳动贡献率来显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充分实现山东省人口红利的途径。     

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

文章通过扩展MRW模型构建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并利用中国1989²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2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²001年,平均贡献率在20%左右,2010年之后其贡献率开始明显下降。人口质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39%,其贡献率总体呈现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质量红利的贡献率在2010年前后开始明显上升并超越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也即从那时起人口质量红利开始逐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研究结论表明在进行经济政策设计时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这种新的动力机制和要素特点,主动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积极顺应增长要素变化的新要求。     

人口红利的作用:一个研究综述

本文梳理了人口红利作用领域的已有文献,讨论了人口红利对经济、人口迁移及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目前中国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结构变迁对经济的作用.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有更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不仅包括人口红利对人口迁移及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还包括经济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反作用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等.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tudied in recent decades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so‐called demographic dividend. Besides, education has been pointed out as a key factor in economic growth. We propose a decomposition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to age and education effects. We illustrate the potentialities of the method, deriving an application to Mexico and Spain over the period 1970‐2100. To that end, we estimate the 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 age profiles by schooling level and apply them to recently availabl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stratified by education level. Our results confirm the rol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but also reveal that education attainment can be even more crucial. Moreover, we find that how both age and education effects finally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to a great extent on the specific consumption and labor income age profiles in each country.     

基于人口红利视角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专业设置、就业理念等不同层面揭示出产生就业难与用工荒的影响因素,提出社会层面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国家层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学校层面进行专业调整、学生方面则要进行观念调整等多种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可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问题,而且还可因制度变革获得内涵式人口红利,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