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美同盟的强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随国际形势的变化,战后初期日美所建立的日美安保体制逐步发生了嬗变,至冷战格局瓦解后,质变为以日美军事联盟为核心的新日美安保体制,昔日的日美同盟得以重新定义。此文拟从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的视角,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做以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政策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冷战后美国强化美日同盟的动因解析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走向衰亡,相反却日益巩固.这一战略态势的形成,主要是美国基于同盟内外状况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孕育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而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则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进行了深入调整,使它逐渐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现实.     

美日同盟持续性发展的动因

有关美日同盟的争论时来已久,由于是冷战的附属产品及其历史遗产,其在冷战后存在的必要性有诸多争议。但现实国际政治的发展,并没有阻止美日同盟强化的步伐。这一历史遗产能持续性发展,存在诸多的内外动因,即国际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化、美日同盟职能的不断演进、可靠性需求在不断增加与同盟机制建设不断完善。     

论日美同盟与日本的海外派兵

日美同盟的强化,是冷战后日本政府实施海外派兵的重要动力：以向海湾地区派遣扫雷艇编队为发端,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任务开始从参加联合国维和领域扩展至介入“周边事态”领域;为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法制“日趋完善且渐成体系”;日美联合军演,则进一步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境外实战能力。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强化——以联合军事演习为视角

日美联合军事演习的发展演变,体现出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强化:作用范围扩大化、军事合作一体化、战略地位中心化、地区威慑强势化.     

试论日美同盟对日本能源安全的双重作用

日本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石油资源,因此,能源因素在日本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日本外交的保护者,日美同盟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日本会受益于美国对其在寻求海外能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日本利益会因与美国海外战略发生矛盾而受到损害。日美的矛盾可以为中国寻求海外能源过程中提供投资机会,以拓展其海外能源市场。     

美日同盟与东盟:亚太秩序大较量

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与东盟主导地区进程、地区秩序主张和未来秩序形态,并在经济、文化与安全领域展开密切互动与激烈竞争。在经济领域,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主推的RCEP;在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美日同盟所倡导的美式民主与价值观念和以东亚共同文化传统;在安全领域,则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同盟模式和以东盟通过权力均衡与多边机制确保安全的集体安全模式。两种模式并驾齐驱,相互竞胜,使东亚出现了两种差异化的地区进程,其互动模式必将对未来亚太地区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冷战后的美日同盟与中国:一种博弈论的分析

在东亚“寡头垄断”的安全结构中,美日同盟“再定义”是其在冷战后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当前东亚安全结构出发,以博弈论为视角对冷战后美日同盟与中国可能出现的对局进行了理论分析,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东亚“寡头垄断”结构对双方政策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因素,并由此阐述中国的应对举措。     

新世纪的美日同盟与中国外交

美日两国在世纪之交加强了军事同盟关系 ,尤其在“9·11”事件后 ,日本参众议院通过的反恐怖法案扩大了在战争期间自卫队支援美军军事行动的活动范围 ,这给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既带来了挑战 ,又带来了机遇。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与美日两国的经济交流、民间交流 ,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西部大开发 ,这样不仅可以扩展西部的战略活动空间 ,还可以形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格局。本文从分析跨世纪美日同盟关系的特点入手 ,认为 2 1世纪我国的外交仍应以“伙伴外交”、周边外交为重点 ,同时注意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日美安保体制“与中国安全问题

美日逆时代潮流于１９９９年开始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ＴＭＤ）,并企图把中国台湾拉进去,同时,经过几年的时间,最终签订新的《日美安全防卫合作指针》并将其法律化,宣称这些做法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从安全理论的角度说,这是借维护之名,行破坏之实。只有树立新的安全观,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多边安全合作,才能真正实现东亚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三边合作的条件—对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的思考

本文针对近几年出现的美日澳三边合作，提出影响其合作的三个条件，而当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被满足时，合作会以三边的形式被加强。本文结合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分析三边战略合作运行的可能性及其效果。     

二战期间德日同盟关系初探

德国和日本由于缺乏足够的共同利益,加之两国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因此德日的军事同盟在二战中实际上是无效的。在战争中,德日两国仅将这一同盟视为威慑各自敌国的工具而已,双方抱着相互利用的态度而自行其是。德日同盟的无效性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国家间合作失败的案例。     

日英同盟对日本近代外交嬗变的作用——基于同盟条约内容的分析

近代日本经历了由民族自立、殖民扩张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直至灭亡的过程,在外交上则表现为由修约外交向扩张外交的嬗变,这是日本近代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日英同盟作为日本近代外交的基轴长达二十余年,并且处在日本近代由修约外交向扩张外交嬗变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三次日英同盟条约内容的分析,结合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日英同盟在日本近代外交嬗变中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由此把握日本近代外交的一些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日美同盟及日本外交的走势。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

欧洲冷战格局形成以后,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其对日本政策,但是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促成美国决策层在原则上统一了对日方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最后决定把日本作为盟国重新武装,单独与之媾和,并为此故意拖延停战谈判。在战局被动的情况下,苏联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并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在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演变过程看日本的大国战略

日美安保体制是冷战时代的产物,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从50年代确立、60年代调整、90年代再度确认,到今年2月,美日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安全磋商会议,日本利用日美这一战略同盟关系,从一个被控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亚太地区谋求主导权,妄图控制亚太事务的政治大国。从日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到日本的大国战略。     

从条约内容看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朝鲜作为日本推进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首当其冲,而20世纪初日英同盟条约的缔结及其修订成为日本侵略朝鲜,最终实现其保护国化的主要国际支柱,如何理解日英同盟在日本近代侵略朝鲜过程中的作用是理解近代日本外交的一把钥匙。本文着重从三次同盟条约内容及其交涉过程的角度,并结合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日英同盟在近代日本侵略朝鲜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对于我们理解日本近代外交的特点,以及冷战以来日美同盟条约内容逐步修订对朝鲜的影响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价格同盟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

消费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由现代社会分工体系引发并决定的。消费者权益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剩余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愈渐显得重要，深入研究价格同盟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和政策意义。我们应该运用市场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剩余理论来分析价格同盟的危害，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价格同盟问题，保护消费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