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守约”及其在宋明理学诠释中的分歧与流变

“守约”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概念,“守约”就是“守心”。和孔子的“心性”之学相比,“守约”过分地强调了“仁”,而忽视了“礼”,有“重内轻外”的特点。孟子认为,只要能“守约”、“发明本心”,就有了成圣成贤的可能性,“守约”开启了“心学”传统。在宋明理学中,朱、陆在解释“守约”时产生了分歧,反映了理学与心学在经典诠释上的差异,陆象山还把“守约”发展成“易简之学”。阳明心学也继承了“守约”,但其“致良知”学说,更加丰富完善了这一理论。     

元儒程端学论《春秋》“小义”与“余义”简

元儒程端学除了对《春秋》“大义”进行了详尽的阐发之外,还提出了“小义”与“余义”的概念,他认为《春秋》“大义”可以兼说“小义”,“正义”兼说“余义”,而“小义”与“余义”则不可兼说“大义”与“正义”,另外,他还提出了处理“大义”与“小义”的态度。这就丰富了《春秋》之“义”的概念与内涵,在《春秋》学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晚唐五代至明初汉语事态助词的历时嬗变

从晚唐五代到元末明初时期,近代汉语中的事态助词“来”、“去”、“了”语法特征尤其是语用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在三个时段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祖堂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水浒传》中得到了充分反应.《祖堂集》中的事态助词有“来”、“去”、“了”三种,“去”与“来”和“了”使用频率相当且分工明确：“去”修饰于“表将来发生的事件”之后,“来”和“了”只能用于“已发生的事件”;《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去”已仅见3例,“来”和“了”的功能扩张,填补了“去”的空白;至《水浒传》,事态助词“去”已销声匿迹,而“了”则取得了表示事态的决定性优势.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明治时期西村茂树"公德论"之建树

西村茂树在推动日本道德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日本国民“公德”状况的改观,提出了关于日本近代“公德”建设的独特见解。西村茂树对“公德心”之培养的论述,不是按照常用的理论推导,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结合明治初期日本“公德”的状况,将“公德”分为“消极公德”与“积极公德”,列举出现实社会中“公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弊端,称之为“消极公德”;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理想的、积极的、高水平的社会“公德”应该有的状态,称之为“积极公德”,这为人们的“公德”行为设定了理想的目标。西村茂树“公德论”的理论贡献是：“公德论”勾勒了关于高水平社会“公德”的国民思想像,描绘了社会“公德”的理想状态,为社会“公德”建设指明了方向;“公德”建设强调“借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对政府推动“公德”快速提升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作为日本弘道会的会长的西村茂树将“道德论”与弘道会结合,使弘道会成员以身作则,做“公德”的示范,然后向民众阐述,从而推动了社会“公德”迅速发展。     

从称谓语及特定词看先秦婚制婚俗--以《诗经》为中心的探寻

《诗经》等古代文献中存在大量与先秦婚制婚俗相关的称谓语与特定词,其结构和意义展示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汉字与制度及民俗的密切关系。其中,“父”“叔”“伯”“家”“室”“嫡”“小”“娣”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群婚制、伙婚制、对偶婚制和专偶婚制;“妻”“娶”“婚”“薪”“父母”“兄弟”“媒”“归妻”分别反映了先秦时期的抢婚习俗、包办婚俗与赘婿婚俗。     

谈安大简《诗经》的一个异文

《诗·周南·关雎》“寤寐”之“寐”,安大简写作“ ”。此字形当分析为从“丬”,“帚”声,系“寝”字异体。“寝”古训“寐”。《诗经》早期版本作“寝”,因 “寝”、“寐”义同互训;加之秦朝焚书坑儒,典籍失传,至汉代,文献的流传靠口耳相授;且“寐”字有一种形体从“寝”,汉代学者可能误认为是“寐”了,于是“寤寝”就变成了“寤寐”。     

"V有"式"V""有"之关系及相关问题

从“V有”句式的研究入手,重点对“V有”中“V”的特征、“V”和“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给出了“V”的测试格式。同时,认为“V有”是一种表示结果态的动态关系,其中的“有”丧失了独立的表义功能,变成了一个附加成分。     

论唐律对孝德培养的法律化

唐律的孝德培养机制体现为“家国分工,各司其职,互相配合”的特点.首先,是由“国法”为“家庭”规定了“服从”的价值导向以及“同居共财”的“大家庭”的生活环境;其次,是“家庭功能”的发挥;在“服从”的价值导向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作用下,通过“大家庭”特有的生活环境机制实现对“顺从”习惯的养成;最后,当父祖离世时,“国法”再次介入“家庭”,为子孙规定了“过渡期”的家庭生活环境及相应的行为原则.唐律以“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为基础,以“服从”为价值导向,围绕“大家庭”这个媒介为子孙的成长设置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生活环境条件,最终实现了以“顺德”为核心的“孝德”的培养.     

明代长篇小说"人性模式"的精神分析

明代长篇小说构建了系统的人性模式:明初肩负着回归传统的重任,便以“历史演义”构建“超我”的“君子人格”模式,表现“神性”美,并向现实生活渗透,以“英雄传奇”构建“自我”的“世俗人格”模式,显示“人性”美;明中叶后变异传统,以“神魔小说”,构建“兽、人、神”三位一体的“完型人格”模式。其后“世情小说”构建了“本我”的“原始人格”,体验“兽性”,以反叛现实的理性。     

苏花高速：台湾选战的悲哀

台湾的执政当局十分偏爱“十大建设”。蒋经国时代搞了“十大建设”,李登辉时代搞了“十大建设”,而陈水扁政府不久前又推出“新十大建设”。蒋氏的“十大”带动了台湾经济的起飞,而陈水扁政府编制的“五年5000亿”的“新十大”,一出炉就不顺利。“新十大”中打头阵的是苏花高速公路建设,刚起动即“卡壳”。为“苏花高速”,“立院”与“政院”、“监院”与“政院”大打口水战;地方与“中央”相互较劲,喊建喊停,闹得沸沸扬扬进退两难。进,反对声浪太大;退,一些先期工程已决标开工,已花去了88.3亿元。当局怕冲击选情,“行政院长”游锡堃只好宣布;三个月后再说。“苏花高速”进退失据,“新十大”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日有食之”的结构、语义分析

文章分析了“日有食之”的句法结构。大量的古汉语语言事实表明,“日”为主语,“有”为存现动词作谓语,动宾结构“食之”作宾语。语义上,“有”表示出现,“之”回指主语“日”,“食之”前省略了一个未知的主语。“日有食之”就是“日”身上出现了“（主语）食之”的现象。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

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的特点是：建立了所谓的“总统集权制”;逐渐背离“一中”原则。尽管经过7次“修宪”,台湾地区现行“完政”秩序中仍然存在“一个中国”的基本结构,这是国家统一的希望和基础。台湾地区从民主化进程一开始就存在着“宪政困境”：在国家统一之前,以台湾地区居民所拥有的部分“制宪权力”进行“宪改”,属于“违宪”,不具备合法性。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坚持所谓“台湾是主权国家”,这个“宪政困境”无解。“公投入宪”尽管设置了未来“修宪”的高门槛,但为“台独”分子彻底毁弃“一中”原则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危险之所在,有可能会将台湾地区的“宪改”引向歧路。     

清朝多民族“一体论”及其政策实践研究

[提要]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面临以“夷狄”统治“华夏”、以“少数”统治“多数”的现实,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族人民的统治,他们采取了兼顾利益和平衡关系的策略,一面反复强调“满洲根本”“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一面又不断强化“满蒙一家”“满蒙一体”“满汉一家”“满汉一体”的民族观念。在推进“一统中国”的进程中,清朝统治者提出了多民族“一体论”,从思想文化、用人制度、经济生活、民族关系诸多方面制定政策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治统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满、蒙、汉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     

歪钟

“妈,钟歪了。”“歪了就歪了,偏一下头看,不就行了。”“我上去把它挂正。”孩子,别上去,摔着不好,叫你爸来。”“爸,钟歪了,妈叫您去挂好。”“歪了就歪了,这些事也来烦我。”那我上去把它挂正。”别去,别去,摔着了,怎么办？这点点小事,随它去吧。”几个月后。“爸,几点了？”12点。”滴答,滴答……“妈,几点了？”“1点。”“1点？怎么才1点？《音乐不断》都放完好久了。我看看。”     

惊悸的梦魇--以"家"为视角透视"京派"小说和鲁迅小说的文化反思态度

鲁迅是站在“时代”、“社会”的背景上来揭露“家”的本质,并且籍此强烈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这是“五四”的精魂与血脉,丰富和完善了我们的精神资源与文化资源。而“京派”小说家明显背离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与灵魂,抛弃和拒绝“时代”、“社会”,把“家”的外延缩小和简化, “单亲家庭”的模式改写了“家”的本质,从而偷偷地置换“五四”仁人志士的追求与理想。传统文化成了“京派”小说叙事的唯一动力和最高主题,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明显不适宜,其反动性不可低估。     

《淮南子》专论（二）——《淮南子》论“无为而治”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概念评析

基于“自由”与“一般规则”二元模式阐释了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认为过去以“自由”、“一般规则”与“竞争”三元模式理解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有失偏颇,并进而对“自生自发秩序”概念展开了评析。     

欧洲中古“神学”的“天国”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古代希腊哲学施加了诸多影响,作为东方宗教的基督教也很快被“西化”,成为“西方－欧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柱,在这个“西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欧洲哲学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使这个宗教更具有“理论”的“深度”,渐渐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力量。这一宗教的“教化人心”的力量在于把“信－信仰”放在“知识”之上,而由“哲学”之助,它的“信仰”不是“迷信”,而是“理性”的,有“理论－理路”根据的,故而有“凝聚”为一种“力量”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