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作为“他者”的文化符号

在国外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中,长期以来广泛存在使用中国文化符号的现象.本文以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形象为切入点,对比分析迪斯尼动画电影《木兰》与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形象,揭示作为“他者”文化的中国文化符号是如何被运用和重构的.     

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人”书写

杜拉斯在不同时期创作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在这三部小说中,“中国情人”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认知与描述,杜拉斯在对“中国情人”形象的反复重构中,也透露出创作主体自我认知轨迹的演变。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评徐东日教授新著《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

徐东日教授《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运用形象学理论,对众多朝鲜使臣《燕行录》、《朝天录》进行了全方位、大面积研究.该著不仅灵活地将文化阐释学等理论整合到形象学研究实践中,揭示了满族人习俗描绘的“他者”形象,还注意到汉族人形象在朝鲜朝燕行使臣笔下也有一些选择性和部分扭曲,并且动态化地剖析了异国形象生成变化的多重成因.著者成功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方法,着重从域外视角反观中国文化,具体考察朝鲜士大夫看待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殊视角、价值取向,以及朝鲜民族对中国的总体想象,拓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视野.     

电影《大地》与“中国形象”

鸦片战争以降,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运渐恶化。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形象”却产生了重大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作品《大地》及由其改编的同名电影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分析电影《大地》中所体现的正面为主的“中国形象”,以及这一积极形象背后的历史、社会成因。     

总有一种感动让我们泪流满面——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事迹及颁奖词

2月27日晚8时《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这不仅仅是一个年度的感动,而是一个时代的感动.其实,在每一个时代的页码上都站着一位我们的主人公,往下一页传递着“信”与“真”这两种质地极其坚硬的情怀.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感动着别人,也感动着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逐渐富强起来,也是因为这些太多的有道德、有品质的中国人.也许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无力去做一些感天动地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为集体做些什么,为家庭做些什么,那时我们虽不能成为感动中国的人,但一定是个让中国人感动的人.相信每个看了感动中国的人都会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这正是感动的一种力量,只要人人都献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论《长安街》的中国想象

自澳大利亚文学滥觞以降,澳大利亚作家刻画了诸多亚洲人形象,借此比照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及文化特性.作为当代澳大利亚“虚构亚洲”的中国题材小说,《长安街》从澳大利亚访客的视角绘制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地图,刻画了诸多中国人形象.尽管《长安街》对中国的想象较之其他作品有明显的转变,但是该小说所述的中国仍然是神秘难测、充满异域色彩的“他者”.《长安街》的中国想象并非简单的东方主义话语表征问题,而是作者在新时期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建构所做的深刻思考.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三农”报道为例

采用语料库方法，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高频词、关键词和“农民”的搭配词等角度，分析了《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形象。研究表明，《人民日报》“三农”报道话语塑造的中国农民既有依靠土地、种植农产品的传统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又有规模化、专业化、企业化和规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象更为凸显。它既构建了中国农民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的“三农”经营主体形象和国民经济经营主体形象，又塑造了他们弱势群体经济形象和获益后的受益者形象以及以“培训”为途经的新型职业农民形象。文章认为这些特征及其形象的形成是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也与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政策举措有关。     

古典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抗疫形象建构研究

中国抗疫形象建构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环节.在古典修辞学视域下,以湖北保卫战期间《纽约时报》中文网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的文本为研究对象,采取内容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旨在揭示西方“污名化”中国的事实,解析中国抗疫形象的基本特征,探讨抗疫形象建构的说服策略.研究表明,中国抗疫形象建构有三种策略:伦理策略——中国媒体以权威性和作者队伍的良好信誉赢得受众信任;情理策略——使用中性偏积极的词语,在保持新闻客观性的基础上,以正面情绪和共情效应打动受众;论理策略——以事实依据和逻辑论证说服受众,为“去污名化”行动提供路径,有助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审视中国民族性格的两种目光——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与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及其在启蒙思潮中的影响

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与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两书所刻画的中国人形象截然不同 ,其基调是一贬一褒。两书在以国民性批判为重要内容的启蒙思潮中的影响颇令人深思 ,启蒙思想家更喜欢史密斯视野里的“丑恶的中国人”形象而不喜欢辜鸿眼中“完美的中国人”形象。鲁迅多次推荐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 ,而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前夕的文化论战中 ,抨击了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性格》已成为一种逼视中国民族性格话语的目光 ,爱听好话的中国人需要以勇气面对它     

宋江形象的悲剧性

宋江是《水浒》中复杂而矛盾的形象。本文分析指出宋江形象其实是《水浒》作者矛盾思想的化身,是“理学”与“心学”对垒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宋江“忠”的观念与实际的相悖。宋江的形象具有二重性.一是“忠义”形象,二是“个人奋斗”形象,这二重形象、两条线索终是一曲博大悲歌。     

“意象诗”与“意境诗”刍议

中国传统诗学贵意象.早于六朝时期,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就率先揭橥了意象的概念,说“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并认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他用《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典故,说明作家创作时务必依据自己头脑里的形象挥笔写作,正象轮扁斫轮时总是依凭脑中车轮的形象操作一样.“窥意象而运斤”,作家的构思、创作离不开意象;所以有人提出,诗歌的创作过程是“意象思维”过程.     

孤独灵魂的自我描述——读《漱玉词》随笔之一

一部《漱玉词》,人人爱不释手。有人凝视着天资聪颖、多愁善感而命运不佳的女主人公形象,默默地洒下同情之泪;也有人为主人公对生命与爱情的执着的追求和向往感动得颤抖不已;更有人从词中读出了深沉的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而深受鼓舞,真乃“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我也读,我却惊奇地读出了“孤独”二字:一个孤独的女性形象,一颗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孤独的灵魂,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孤独感。一部《漱玉词》,似乎是由于作者李清     

也说崇祯本评语中的潘金莲形象——兼与侯忠义先生商榷

侯忠义先生从崇祯本《金瓶梅》“评语”的角度论述潘金莲形象,提出“潘金莲对西门庆是有情的”这一观点.然而,我们考察分析崇祯本《金瓶梅》评语对潘金莲形象的点评,却看不出潘金莲有所谓“情”.相反,崇祯本评语中的潘金莲实是一个极其无情的恶人.淫乱、妒忌、狠毒,是她罪恶性格的主要特征.     

论《庄子》形象塑造以“道”为美的艺术魅力

《庄子》的形象世界是庄子“道”论的形象载体,蕴涵着庄子式的审美情感和人生审美观念。其塑造的形象魅力主要体现在：第一,形象负荷着庄子深刻的人生审美观。这既表现为《庄子》形象传达出“道”即是“美”,“美”即是“道”的观念,同时《庄子》形象也蕴含着哲人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审美感受;第二,《庄子》塑造的形象本身具有的诗性美,这种美体现为形象构思与塑造充满了浪漫主义、哲理思辨及黯淡晦涩的审美气息。     

《纽约时报》中国环境形象建构的批评话语研究

《纽约时报》在对中国环境形象建构中投射了传播者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通过互文、隐喻、过度词汇化等手法,建构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下的人与环境失调、放任技术盲目发展的环境弗兰肯斯坦、政治管控背景下的环境积极分子抗争、崛起政治大国的国际环境话语权争夺等不实中国环境镜像。应用费尔克拉夫的批评话语研究理论,从言语描述、话语实践解释、社会实践阐释三个维度对《纽约时报》环境新闻语料库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该报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化权力和污名化中国环境与中国形象的铺垫效果。在中国主动发声的形象“自塑”建构进程中,需要提升中国形象话语建构与传播的“科学性”与“跨文化性”,以强化中国形象建构的认知范式与实践能力。     

林语堂与西方“北京形象”话语的互动

自13世纪以来,西方“北京形象”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不断变迁。林语堂笔下的“北京形象”打破了西方“北京形象”话语霸权,解构了神秘的或带有恶意的“北京形象”。《京华烟云》描摹了北京的历史大事、精神气质、风景名胜、文化观念以及民俗生活,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动人的北平”形象。在《京华烟云》的基础上,《辉煌的北京》进一步展现了北京古老的辉煌、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及其精美的艺术,展现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北京形象。     

态度资源视角下民主话语的国家形象建构——以《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英译本为例

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国家形象已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依据评价理论,积极话语分析可用于考察《中国的民主》白皮书英译本中态度资源的分布特征及其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表明,情感资源树立起“人民至上、包容合作”的形象,判断资源描绘出“依法治国、善谋有为”的形象,鉴赏资源勾勒了“制度自信、胸怀天下”的形象;三种态度资源刻画的形象叠印后,升华为“人民民主”国家形象;民主话语文本、民主话语实践与社会文化实践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在推动机制。本研究为理解和评价中国民主话语提供了新思路。     

漫谈《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其中那些温婉可人的花妖狐魅形象几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与此同时，另一类女性形象却被冷落，即《聊斋志异》中的悍妇形象。她们常被称作“河东狮”或“胭脂虎”，凶悍残暴、狭隘善妒，人们遇之如遭“附骨之疽”，避之惟恐不及。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类形象，发掘她们悍妒背后那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庄子》中的“畸人”形象刍议

《庄子》一书,描绘了若干身体畸形的人物的形象。特别突出的是《德充符》篇,连续描写了五、六个面貌丑恶、奇形怪状的“畸人”的外貌、美德,简直可以称之为“畸人列传”,《庄子》对残丑之人的描绘赞颂,在中国先秦诸子之作中,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反映了《庄子》的哲学、美学上的独特观点。本文拟对《庄子》中的“畸人”形象略抒管见,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女性文摘

覃忠盛在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撰文《〈刘三姐〉的民族艺术审美》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刘三姐》以典型的人物形象，典型的爱情形象，典型的环境形象完美组合，一经问世便震撼中国，风靡港、台、日本、东南亚，海外掀起“刘三姐”热，可谓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今古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