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代议制的内在缺陷及其完善思路——兼论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思想

本文从理解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思想出发,阐明在民主政治中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代议制的内在缺陷,提出通过合理划分权力,建立完善的激励、监控机制和良好的沟通机制,探索将代议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相结合的可行途径来克服代议制的内在缺陷、提升民主程度、增进公共利益.     

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兴起与证成

本文试图在西方民主思想演变的背景下,考察古典的直接民主模式的特点及其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代议制民主兴起的理论缘由和思想家对代议制民主的证明过程。     

试论卢梭的民主思想

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人民主权思想是其政治民主理论的核心,最高理想是全民参与或大多数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制,最低理想是选择少数杰出人物进行执政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他的民主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是一种宣扬人性、恢复人权、崇尚理性的民主理论。     

浅析代议制度存在的条件及其发展趋势

代议制度是世界文明史上从古代民主制向现代民主制发展的伟大进步,是近代民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代议制度存在的条件,有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了解代议民主制度与直接民主制度的关系,并对代议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作简要的评析。     

现代自由思想的三座丰碑

为了消除对自由理解的混乱,分析了洛克、卢梭和密尔3位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分析认为:洛克认为一切人生而自由,包括对自己人身、行动和财产的支配权,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且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 卢梭坚信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本性,唯有当一个共和国保留了这样的人性,才可以被称为是合法的,他主张主权在民,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尊重契约和立法精神,所有人都应当服从普遍意志,政府不得违背公意和法律; 密尔相信社会不断进步,平等的趋势不可逆转,自由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因为自由能催生出独立的个体、负责的政府和新的观念,他主张遏制多数人的暴力,对损害他人自由行动的行为加以限制并建立代议制政府。     

善政之外还要有善治——约翰·密尔政治思想的一种解读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约翰.密尔是个转折性的人物。从寻求一种世俗化的新秩序的角度来看,他代表了一种“进步”的力量。他的贡献在于承接前人的人民主权原则,并通过自己的理论运思,把这个原则落实为可以操作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代议制。通过代议制,密尔解救了民主这种古老的思想,并为它在广土众民时代找到了实现形式。在密尔看来,与同时代的其他政体形式相比,代议制是一种善政。但是,密尔也看到,代议制有它自身的缺陷,为了补救这些缺陷,密尔想出了种种办法。但他认为,在代议制之下,完善民主政治,或者让民主政治永葆活力的最根本的措施是促进公民参与,使政府与公民都能够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有所承担,这样,密尔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善治的观念。一、代议制:一种可能的善政密尔生活的年代,大众的势力正在兴起,传统贵族也在极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西欧的政治秩序处在一个面临激烈重构的前夜。这时候,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争论此起彼伏。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密尔显然也要对此做出明确回应。密尔认为,理想的政府形式既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也不是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人类智慧及实践创造的结果。“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它们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1]一个...     

洛克与现代民主理论

洛克是否明确提出了一种现代民主理论,在西方学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现代民主理论的五要素出发,依次考察洛克的人民主权观念、同意学说、代表观念、多数统治学说和反抗权理论。没有足够的文本证据支持认为洛克明确提出了一种现代民主理论的观点,但洛克对现代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则毋庸置疑。     

对代议制的解构--以制度的民主性为考察视角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形式,经历了从雅典直接民主到近代代议制民主的漫长发展过程。直接民主最符合民众的普遍期待,却因太过理想化而未能在现实的政治土壤上生根发芽。代议制民主虽然借鉴和吸纳了直接民主思想的合理部分,并获得了实践的可操作性,但仍存在实质上的少数人专政以及阶级立法等缺憾。透过民主的历史足迹,对当下的代议制进行解构发现,代议制包含民主与独裁两个动态的因子,面对具体公共事务,民主制下也存在独断的处理方式。     

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复兴

自由主义推崇的代议制民主是一种选举民主、精英民主,具有排斥公民参与的倾向,由此产生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政治冷漠主义,导致了代议制民主的危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就是在反思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中复兴起来的.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主张通过公民的讨论、协商来制定公共政策,解决公共事务的问题.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批判性地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但是并非要完全取消或取代代议制民主.而是主张以参与式民主弥补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的不足.     

论民主的内在风险

在历史上,民主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化解社会风险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民主制度在产生和建立过程中自身就存在着诸如多数人决策水平过低、少数人利益受侵害等不安全因素,这种不安全的因素即民主的内在风险。通过对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风险性的分析来揭示民主的内在风险,能为正确认识民主理想和民主现实的差距,破除民主迷信,规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过程的民主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

理想民主是一种主张人民统治、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是理想的、规范的和实质的民主,但其存在着＂人民＂概念含混不清、易导致＂多数人暴政＂和现代国家难以满足其特殊运行条件的局限。现实民主是一种主张实行代议制度和少数精英统治的民主,是现实的、经验的、程序的民主,其局限性在于限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存在偏离民众意志的可能性及容易生成精英政治。我国的民主兼具理想民主和现实民主的内涵,但还需要通过实行宪政民主、扩大公民参与、完善选举制度等措施来避免两种民主的局限性。     

参与民主:新型的民主形式

民主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公众的政治参与。参与民主理论就是为了解决传统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异化而导致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危机而得以产生的。在坚持中国宪法结构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民主理论与制度,能够培养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提高政府决策的质量,有效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尊严,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进一步证成政治统治的正当性。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动的理论,将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卢梭式的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结合起来,力图克服自由与民主的冲突.在他看来,体现民主本义的人民主权,就存在于交往活动中,是人们在符合交往理性的、自由平等的对话、讨论中,达到话语共识而形成的.这种存在于自由地批判性讨论的公共领域的话语民主,为制度化的代议制民主提供动力和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为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提供了理想的方案,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中国协商民主的新进展及对西方经验的超越——北京市朝阳区协商民主实践之分析

国内外进行的诸多协商民主试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等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并未超出西方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质疑。而发生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则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回应了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的批评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阳区的经验展示出了对西方经验的超越,这些超越伴随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努力与体系性建构。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并非组织社会学所谓的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对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模仿,实现其所谓的组织趋同化,而是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式的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将协商机制嵌入党政治理体系之中。这种嵌入并不是走到原有的路径之中,而是在新制度元素嵌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条新路径,一种可以称为“治理驱动的民主化”路径。     

强势民主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主实践的启示

作为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本杰明巴伯认为自由主义对代议制的强调和对公民参与的排斥已经使自由主义的民主沦为＂弱势民主＂。为了修正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巴伯主张通过基层民主的公民实践来培养＂强势民主＂的行动。巴伯的强势民主理论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深化了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并为民主实践的扩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参考。     

马克斯·韦伯的精英民主思想研究

马克斯.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伟大奠基者,提出了现代化理论的一系列重大命题。关于民主,韦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在他博大精深的著作中不乏关于民主的洞见。韦伯从现代社会日益官僚化这一前提出发阐述了精英民主观点,认为民主是＂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韦伯的精英民主理论改变了经典民主理论的发展路径,同时他对大众的作用估计过低;韦伯的精英民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民主思想。     

中国式民主道路的逻辑形成

中国式民主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它的形成有着自身特有的逻辑线索,这些逻辑线索深刻地蕴含在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导向中,蕴含在西方民主主义思潮的传播和历史影响中,更蕴含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指导和根本取向中。中国式民主道路的形成正是中国传统民主思想内在影响、西方民主主义思潮历史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决定性影响三者综合作用、逻辑递进的结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顺应历史潮流,并沿着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的。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架构及其缺失

代议制民主在人口和地域两个方面对直接民主实现了重大突破,是间接民主的主要表现形式。代议制民主由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和政党制度共同构成。除代议制民主本质的虚伪性之外,它在实践过程中也表现出如选举的困境、代表的两难、公民政治冷漠等诸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