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

全球性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 ,把各国政府推上了治理环境的前台 ,并成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要务 ;而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是有差异的 ,也会出现政府失灵的情况。本文认为 ,政府之行使环保职能 ,必须具有为公众谋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使命感 ,并负责任地向社会提供环境政策、环境制度这样的公共物品 ,在宏观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在微观上发挥经过修补的市场调节功能     

挫折与厘正:公私合作模式下的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的进路

公私合作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模式正影响着政府治道的变革路向和精神维度,也引导着环境治理从单中心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然而,在环境治理的实践中,公私合作模式亦在实施层面和制度层面呈现出阶段性挫折。这种挫折一方面源于环境准公共物品属性制约着私人主体自愿提供环境公益的意愿,另一方面源于PPP顶层制度的缺失。对此,可以通过建立具有一定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引导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由"准公共产品"转换为一定程度的"私人产品"或"可付费产品",解决环境公益的有效供给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同侪生产模式",以解决复杂条件下的环境公益的有效供给难题。同时,基于猎鹿博弈理论,应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公私合作的均衡状态固化,并建立金字塔型的规制策略以解决环境公益的可持续供给问题。     

西方公共物品市场化理论浅析

传统公共物品理论认为 ,公共物品不能通过市场调节而只能由政府提供 ,但政府提供的大量公共物品却导致了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 ,财政负担的加重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 ,探讨公共物品的市场化 ,把公共物品 (至少是一部分 )推向市场 ,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总结分析林达尔均衡、产权理论、期货合同理论、俱乐部假说等公共物品市场化理论 ,阐述了公共物品市场化的条件、内容 ,目的在于为公共物品市场化 ,减少国家不必要的财政负担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思路     

环保督察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逻辑

在环保督察的政治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为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共谋”结构被规制,环境治理上升为基层政府的中心政治任务。通过对山东省中镇“污染搬迁”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嵌入到多重组织逻辑——完成任务逻辑、资源约束逻辑、避责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复合作用之中,表现为“拼凑策略”和“目标嵌套”的行为样态,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呈现为被动性、摸索性和权变性。作为高位权力的环保督察虽然调适了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使环境治理成为基层政府的强治理事项,但基层政府“赋责不赋权”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基层政府应合理调整环境治理权责分配机制,建立程序公正和公众赋权的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格局,以真正推进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论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市场的监督

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发展稳定。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会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市场的监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共服务制度分析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密切相关,政府管制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产品的远离市场性。福利国家危机的频出使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开始叩问政府作为公共物品唯一供给者的合理性。现实中大多数公共物品属于准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供给方式上应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中基层政府直接供给的功能减少了,基层政府的职能应更好地体现在构建科学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准则,发挥其在供求、竞争和价格体系上的监管职责及遏制腐败的滋生。本文探讨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政府监管的缘由和路径选择。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 ——基于政治学的视角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自身的机理,理由是环境问题、环境事件和环境治理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机理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中国民主政权形式影响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政治可行性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促进中国城市公众环保参与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全球环境治理体制下NGO的特征及法律地位

随着国际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国际环境治理尤为必要。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治理体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国际环境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技术优势、国际民主、国际公益目的等特征,赋予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法中的有限法律人格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村民委员会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虽然城市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农村环境治理仍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部分基层人民政府仍会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面对因行政机关的乱作为或不作为而引发的环境公益损害,立法只明确承认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忽视了其他主体的起诉权。实践中,即使村民委员会以环境公益受损为由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院也主要适用行政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环境公益救济缺失、行政机关行为失范以及普通矛盾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等问题。赋予村民委员会主体资格既符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又具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同时,为防止滥诉,可在时间、空间、事实三个维度上限制村民委员会之诉权。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路径调适及入典规则安排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包括以行政命令、行政处罚为主的行政执法路径,政府部门提起的政府索赔路径,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路径。多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并非井然有序,存在法理基础逻辑障碍、制度衔接不畅、相关主体角色错位等困境。构建途径畅通的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持续改善环境治理,是当前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法典化塑造的特定背景中,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仍面临入典规则如何安排的新挑战。厘清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中行政执法、政府索赔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尊重行政执法的首次判断权,以行政执法为首要选择,政府索赔次之,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为保证路径内部逻辑一贯,并处理好路径之间的衔接,必须类型化区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路径,最大程度发挥制度合力。     

论政府委托行政与社区自治行政的有机结合

中国的行政改革正在彻底地改变着传统的公共行政等同于政府行政、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最佳乃至唯一机制、政府应垄断公共事务的狭义陈旧观念,放弃国家本位、行政权力型的公共行政观念,树立一种更民主、更开放、服务型的公共行政理念。以公共企业(公益企业)行政、公共事业行政、民间组织行政以及社区行政等为表现形式的非政府公共行政正成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崭新领域,也在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生态环境法律规制转型

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公众健康损害愈发突出,环境健康问题频繁发生,暴露出我国环境法治体系建设过程中公众健康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为此,建立起面向公众健康保障的环境法律规制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规制的发展路径为切入点,分析环境规制的演变进路,剖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个体主义规制模式的局限性和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规制在环境保护和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与正当性,从而明确环境法律规制机制的发展脉络和现实需求。然而在风险社会中,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属性愈发凸显。面对复杂而多元的环境问题,单纯依靠公权力的作用已难以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随着公众环境保护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兴起,建立公私合作模式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机制,通过发挥法律的强制性与规范性作用,在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下,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就成为实现环境法律规制目标的应然之选。     

公路建设环境文明的思考

针对公路施工和运营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危害,提出公路建设环境文明的理念。公路建设环境文明的确立对公路沿线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及公路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公路建设环境文明的内涵包括:项目前期的环境影响评价、公路建设施工期的环境监理、公路运营期的环境评价;公路建设环境文明的保障措施包括: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公众参与,其中法律手段是解决环境危机的最终手段,行政手段是政府环境管理的重要职能。     

国家公园合作治理:理性审视、法治实践与进路选择

国家公园治理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与环境管制的运行逻辑之间存在矛盾,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模式,以化解环境管制的困局。中央管控型、地方自治型与综合治理型的国家公园合作治理实践表明,政府、市场和公众必须在国家公园治理中形成合力,通过治理制度上合作规则的建构、治理主体上合作组织的建构及司法保护上联动机制的建构,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合作与制衡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公园由行政管制向合作共治的转变。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环境公共参与的制度理性选择

国际上公众环境参与已经由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律化、制度化,其中的基本原则已经在国际间达成共识。环境参与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滞后,但是制度变革的诉求共振将为其提供快速发展的契机。政府和公众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具有同等的重要作用。政府应该将公众视作决策的重要平等伙伴。为此,可借鉴先进国家经验进行环境参与的机制创新,其核心是建立社区参与和风险沟通机制,政府应为此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支持。     

论环境规制中的法院角色——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说开去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继法治化，滋生出一种通过诉讼方式维护环境公益的程序竞合，并引发了现实中的模式选择难题。"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主张，根源于学界对法院承担环境规制职能的忌惮。实际上，在"夜警国家""福利国家"和"风险社会"，法院以私人讼争裁决者为底色，根据社会情势变迁还承担了环境规制制衡者和环境规制替代者的角色。法院的环境规制替代者角色可以从"代理彩票理论"中得到证成，加之法院和政府在环境规制中存在优势和功能互补的特性，双方的合作规制成为一种"次优选择"，这也就决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二元并重"才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应然模式选择。     

我国建设工程造价的政府管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建设工程造价机制应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机结合。全面论述了我国的建设工程造价的政府管理应是政府对工程造价形成的信息服务,对工程造价运行时必要的适度干预和对工程造价活动的监督检查。     

我国企业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思考

环境问题在现代社会越来越严重,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环境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是我国环境侵权的主体。因此,研究环境侵权的社会救济,加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对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现阶段中,在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中存在诸多问题,立法的不健全,政府监督不力,企业自身对环境责任认识的不足,社会舆论和公众方面参与的不足都给环境侵权的救济带来障碍。鉴于此,需要对以上问题进行完善分析,提出加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引入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必要性,同时从立法、政府、企业、社会等方面来探析我国企业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     

环境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吗?——兼论市场竞争的影响

以2008-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市场竞争可能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环保投资与环境规制呈倒“U形”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加,企业环保投资先上升后下降。说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存在“度”的限制。（2）目前大部分样本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意味着进一步提升环境规制强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环保投资。（3）市场竞争与环境规制具有互补性,表现为市场竞争程度越高,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越大。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外部机制,有助于强化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     

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困境分析:一个产权视角

政府投资项目,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直接配置社会公共资源、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重要方式.虽然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基本程序看,我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项目管理模式没有太大区别,但在项目立项、审批、实施、监督等环节还存在一系列明显的监管困境,这种监管困境源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公共性而导致的天然"产权残缺",特别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下,必然使得各种监管问题持续存在.因此,要解决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问题,除了要进行监管制度创新外,还必须改革目前官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