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及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共产国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消极的阻碍作用,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倾向又有所不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汲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有益思想,又逐步摆脱其控制,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在此后的24年里,它成为世界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关于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问题,过去二十年的研究成果表明,共产国际自身所具备的理论品质,使其成为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阵地,深刻影响到各国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组织制度、路线方针等理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在与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关系处理上,历经了由全盘接受、阶段性斗争、到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转变过程。由于秉承共同的理论来源,其合作的理论基础是稳固的。围绕两者的理论基础进行客观分析,形成初步的、较为合理的界定与认识,可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的述评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在建国以来长期探索的基础上,近几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方面,摆脱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提供了不同以往的新视角,拓展了许多新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有关档案资料的发掘,理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展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研究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进一步完善。     

中央苏区的创建与共产国际(上)——中共的苏维埃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27年9月至1937年9月是中共开展苏维埃运动时期,1930年1月至1934年10月是中央苏区创建的辉煌时期。在中央苏区的创建过程中,共产国际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农村中心"策略,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政策支持;共产国际采取的相关举措,是中央苏区创建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共产国际指示和决策的"左"倾、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也给中央苏区的创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功过是非,对正确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农民土地斗争

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确定农民的土地政策,开展农民的土地斗争的过程中,既给予它理论上的正确指导和实践上的积极帮助,但也因自身对中国实际了解不够与某些错误而有所干扰和影响。深入探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思想及其贯彻,将有益于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在党的创立时期,列宁和共产国际初期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农民土地政纲的重要依据之一。列宁早在1907年就对俄国的土地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他在论述土地国有化问题时指出:要在俄国建立起真正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或份地——的‘地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基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文献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早期民族政策,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联。基于苏联的建国经验,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了指导各国共产党建立联邦制国家的任务,共产国际的指导使得建党初期的中共民族政策有着深刻的苏俄印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建党以及革命初期,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领导人先后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在共产国际对中共民族政策的指导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相关政策的规划和制定、执行过程中也有多次中国化的努力与尝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持续的累积和累进过程,经由上述所有这些思考和探索,毛泽东深切认识到“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理论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为延安时代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提供了基础和铺垫。本文基于共产国际和党的历史文献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梳理。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及联共（布）对中共自身建设的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给予了密切关注：维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权威;帮助中共开展马列宁主义学习教育;指示中共拓展党组织和健全组织制度;建议中共加强干部管理工作;规劝中共纠正整风运动中的偏差。共产国际、联共（布）的这种关注,对于中共加强自身建设及其领导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与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通过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由始及终的全面考察,认为在当时共产国际通过选派代表到中国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领导体制下,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产生、发展及其被克服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是历史科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上在清算党内错误路线时,不能涉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不能进行研究。到了六十年代,上述问题本已不再存在,应当加强研究,可是林彪、“四人帮”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设置禁区,其中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又成了一个大的禁区,这一问题几乎成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空白。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及启示——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和发展为例

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和发展为例,着重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认为共产国际在策略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共产国际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的改变为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支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重要的主观条件.由此带来的启示就是: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与共产国际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科学的结论。《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从而,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内部社会历史条件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当时有利的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历史进程是由多方面因素合力推进的结果,只有仔细研究各种因素,才能更好地揭示它的本来面目,从而得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近年来,有些同志对建党时期共产国际的作用做了不少探索,尽管对某些问题的论述方面还不很完善与确切,但总的来说,对进一步研究党的历史是有益的。只有更好地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才能把党史研究工作推向前进。笔者本着这一精神,对我党初创时期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始于何时?有的著作认为是在1922年4月底5月初的广州会议和6月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有的著作认为是1922年党的“二大”和同年8月党在西湖召开的中央全会。然而,笔者认为,统一战线思想开始出现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本文以翔实的资料，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所采取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既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没有盲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表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制定政策的自觉性的增强。     

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壮举,共产国际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探讨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对全面准确地了解南昌起义及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有一定的意义。     

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我国史学界一直认为:对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就其主观原因而言,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应负主要责任。但笔者觉得,如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党,那么陈独秀等应负主要责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绝对集中的领导。因此,要正确回答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必须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考虑,必须对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及其给予中国党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客观分析。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启示

1941年,当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①这是对党的根本性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党的历史本质的生动阐述。在这20年中,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走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体,而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正确方向。而也正是在这时,党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使自己从幼年走向了成熟,因而有可能对党的历史的本质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上述命题的正确性和指导性意义,已经为党的90年历史所证明,并且成为我们党自觉奉行的一条思想路线。     

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为中心

作为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栽体，共产国际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的批判，对东方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东方国家共产党避免改良主义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欧洲民族色彩和“左”的空想成分，这对东方国家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造成了不利影响。探析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有利于从源头上厘清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成立到一九四三年解散,它的指导方针,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影响。在共产国际的初期和后期,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下建立的,一九三五年的共产国际“七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年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时说:“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     

共产国际与三民主义的新发展

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三民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三民主义从旧阶段向新阶段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提高了对三民主义局限性的认识,为三民主义从旧阶段向新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共产国际为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指导;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制定,为三民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论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广州起义与共产国际有什么联系,是我们研究广州起义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广州起义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监督和具体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具体组织发动的,其主要依据是: 一、广州起义萌芽于中共“八七”会议,决定于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而这两次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共犯有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审查旧政策,旧机关,制定新政策,     

共产国际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论文摘要)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自创立的。然而,在这条道路的形成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的态度究竟如何?它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