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

《全唐文》收录有两篇《牡丹赋》,其中舒元舆《牡丹赋》作年无考。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主要运用排除法和推论法,推断这篇赋创作于唐文宗大和九年（835）暮春,即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发生前半年。该赋集中体现了舒元舆参与文宗及李训、郑注密谋诛杀宦官行动因而得到升擢的特别心态。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政局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唐前期因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山现了史家盛称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安史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宰相、宦官、节度使等侵夺、削弱,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等危局。     

关于宋代诡名户问题

在宋代,对于隐匿不报的户口和财产,以及以多报少或化整为零等类情况有许多称呼,如“诡(一作鬼)名挟佃”、“诡名挟户”、“诡名寄产”(或称隐寄)、“诡名身丁”等等。一般又通称为“诡户”或诡名户。 诡名户的产生并不始于宋代,而是五代以前早已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但宋代诡名户数量之多,形式之复杂,对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前代所没有的。由于诡名户的大量存     

论中晚唐宦官专权之官制与内争

<正> 唐代宦官专权始于玄宗时期。此后,随着宦官专权,宦官内争也相应激化,而且愈演愈烈,形成中晚唐中枢政治之一大特色。究其原因,除一些个人因素而外,与宦官官制有很大关系。宦官官制如何激化宦官内争,迄今尚无专文探讨,本文对此略陈管见。一、宦官官制之确立自德、宪两朝枢密使和神策中尉相继出现后,宦官专权之官制便基本确立下来。 1、枢密使之出现初唐以中书省之舍人、侍郎以至宰相等掌管国家机要,如颜师古、岑文本、苏瑰、苏廷页、卢怀慎、姚崇等人均以其职参与中枢政务,决策国家大事。中唐以后随着宦官     

论中晚唐进士朋甲与官僚朋党的关系

中晚唐举人结为朋甲,相互延誉,干挠视听,无论士族与寒素,还是奥学雄文,凡是驰骋名利,欲谋取科第者,就不能避免受朋甲的影响.中晚唐进士朋甲是政局变化的一个附属品,正是因为宣宗以来,牛李党争渐息,宦官控制了朝政,以宰相代表的南司完全服从于宦官之北司,进士中芳林十哲依靠宦官实力为其登科创造条件,正是当时宦官专政在选举方面的表现.     

宦官专权背景下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

在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事件前后的大和年间的翰林学士有着不同的群体特点,而在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前后的大和年间和开成年间的翰林学士的群体特点也不尽相同.在宦官专权背景下,唐文宗朝翰林学士进行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同时,产生了复杂的心境.唐文宗朝掌握政治权力的还是宰相和宦官,翰林学士虽为唐文宗的近侍之臣,却还是要以朝臣尤其是宰相的身份才能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     

略论唐朝宰相的设选

宰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籍上说“天下之宰,通于四海”,又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说明宰相的影响遍于天下,宰相之重系国家安危。古代把宰相喻为围君的腿和臂,又比作制造陶器的转轮的中轴,即所谓“与元首而同体乃谓之股肱,秉邦国之会要乃譬之钧轴。”儒家把贤相与圣君并提,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太平盛世的首要条件。宰相制度的历史久远。传说“黄帝置六相,尧有十六相”。真正设官为相,从战国的秦开始。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从秦至西汉,以丞相、相围或三公掌宰     

何为圣贤之道

北宋时,一代大儒程颐与有“布衣宰相”之称的范尧夫素有交往。有一天,程颐闲来无事。来到范府小坐,那时范尧夫刚刚卸任宰相之位。说起当年当宰相的事。范尧夫的神情似乎甚是怀念,程颐则不以为然,知识分子爱较真的脾气又犯了,责怪他说：“您任宰相时,     

潘德舆《红楼梦题词十二绝》笺证

《红楼梦题词十二绝》是清代诗人潘德舆读《红楼梦》的独特感受。题咏中既涵盖了潘德舆“评红”理论的阐发。又是他多年读《红楼梦》之情的凝结。结合潘德舆人生经历与诗学观对此组诗作一笺释,谋求较为深刻的解读和鉴赏。     

试论《牡丹赋》与《牡丹亭》中牡丹形象的文化意蕴

舒元舆《牡丹赋》中的牡丹形象并不具备典型的中唐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至多是对中唐社会做局部短暂的描摹,舒赋的牡丹形象呈现更多的是舒元舆个人的风云际会以及作者大和年间的创作心态。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牡丹形象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牡丹形象的生成既源于明中后期两种文化思潮的撕扯,也是汤显祖个体思想文化的塑成,传达出汤显祖对自由精神的清醒体认和终极追求。《牡丹亭》颇有争议的《圆驾》一出则是汤显祖以"含泪的微笑"的艺术形式,完成了一位情理难谐的洞见者对一位现实社会的接受者的塑造。     

论明代的宦官庄田

宦官,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权阶层,弄权害政,擢发难数,尤其是“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而明代宦官除了插手军政之外,还纷纷广置田庄,役占军民。其数量之多,危害之大,又非汉、唐宦官所能比。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一明初,宦官只是“百计索取金银财物”,尚未涉及土地。     

简谈明代言官与宦官的关系

<正> 明代言官与前代含义不同,不是对谏院官员的称呼,而是对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统称。这样明代御史、给事中的职责就比前代重大。统治者在言官的建置上颇费了些脑筋,让他们秩卑、势尊、权重,使其不患有所失而勇于任事。明代又是我国历史上宦官干政严重的一代。虽然太祖当政之时,鉴于前代乏失,曾明文规定宦官只供洒扫奉侍,“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并敕诸司不得与其文移往来。又镌铁牌置于宫门口,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①但率先违犯的就是朱元璋自己。他大权独揽,冷落朝臣,不知不觉间又把宦官视为亲信,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洪武十一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杨忡名行营观方略。”②到成祖永乐时,由于“靖难之役”中建文帝宫中的宦官有为成祖通消息者,成祖宫中的宦官也有随军作战立功的,所以成祖登基后更加信任宦官,让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到宣德时更开设内书堂,“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③让宦官读书习文,为宦官干政进一步创造条件。明太祖、成祖、宣宗诸帝乾纲独断,尚能随心所     

试论中晚唐时期的相权

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势力的凌侵、阶级矛盾的加剧及财政收入的困竭,唐朝中央政权以至皇权都比安史乱前大为削弱。影响唐朝封建皇权由强变弱的主要原因,是在中央政权内部宦官操纵宫廷禁军,挟持皇帝。在宦官专军干政情况下,由唐代皇帝采用多种措施分割削弱的宰相权力更形微弱,宰相的地位愈益降低,外朝宰相的主要权力已转移     

宦官评价浅议

宦官是中国古代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宦官视为灾星、祸水。认为宦官揽权必然“败国蠢政”;认为宦官的品性就是“残暴、狡诈、贪婪的”。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有失偏颇,有必要加以纠正。 一 首先,关于宦官的“败国”问题。 所谓“败国”,是指宦官参政必然导致其王朝覆灭。古代史学家范晔。欧阳修、司马光、谷应泰都是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范晔在《后汉书》中写道:“宦官败国蠢政之事,不可单《尽)书。”欧阳修则说:“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司马光说:“自古宦官败国者,各载方册。”谷应泰也说:“宦官之祸自古烈矣。”今人的观点与古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有的学者认为:“宦官专权往往导致这些王朝覆灭。”“由于太监专权,内乱迭起”,“五阉同日封侯,十常侍把持朝政……东汉政事终于不堪收拾了。”“这些人左右朝政。总的说来,对政治影响十分恶劣。” 东汉、唐、明三代是宦官参政揽权的最严重时期,考察这三个王朝衰败的历史有助于弄清宦官是否“败国”的问题。东汉亡于封建军阀割据,这是没有疑义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与宦官有多大的关系?历史告诉我们,割据者的势力之所以在东汉得以存在,发展,是由于割据者的前身,即一部分豪强地主曾是东汉建国的功臣所致。就是说,刘秀建立     

凤翔之战与唐末政治嬗变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朝完全失去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各地藩镇互相吞噬,朝内南衙北司之争亦愈演愈烈。宰相崔胤结交宣武节度使朱温,宦官则以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为外援。天复元年六月,崔胤谋诛宦官计划泄露,促令朱温进兵关中,宦官遂挟持唐昭宗迁往凤翔。当年十月,朱温率兵西进,凤翔之战爆发。这场战争持续到天复三年正月,最后以凤翔兵败求和而结束。凤翔之战不仅使宦官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改变了北方藩镇格局,凤翔、河东等镇被削弱,宣武朱温控制朝廷,唐朝由此走向灭亡。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赵吕甫为宰相世系制表，其事实权舆于北宋景宗（赵元吴）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年）十月欧阳修奉诏编撰《唐书》。欧公指授精娴谱学之编修官吕夏卿“创为《世系》诸表”，①为后世探研李唐三百年间宰辅家族升降隆替授供足资参稽之依据。惟诸宰臣家...     

唐文宗谋翦宦官与甘露之变

唐代后期的宦官之祸在我国封建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比较汉、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时曾正确地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     

明初宦官出使西域及其积极影响

明代宦官外交是明清宦官研究中的重点之一,而明初（本文主要指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宦官出使之频繁,影响之深远,非历代可比,曾构成历史上少有的“宦官外交”的局面。这一时期宦官在西域的活动虽然不多,但却有利于加强中央对西域的统治,对西域的发展和汉藏两族的联系也有积极的影响。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历诋曹操、阮籍、陈子昂诸人原因试析

在晚清诗人、有名诗论家潘德舆(1785—1839)身上,有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即为什么他在一生思想上最辉煌的时期——与黄爵滋等知名人士力倡禁烟,“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水窗春呓》)完成的著名诗论《养一斋诗话》中。却历诋曹操、阮籍、陈子昂、王安石等杰出文学家,认为他们的诗是“小人之诗”“诸乱臣逆党之诗”,现拟就其原因作一番探索。 潘德舆生活的时代跨嘉庆、道光二朝,正处于清王朝由盛而衰之时。当时统治阶级日益     

宦官再三的打击与元稹一生的贬谪--再论"元稹勾结宦官"真相

元稹早年就痛恨宦官的跋扈,他用职权惩办违制的宦官,用诗歌讽刺宦官的横行,这种活动始终贯穿元稹的一生。他在宦官或者有宦官参与的再三再四的打击下,度过了长达二十年的贬谪生涯,占到其政治活动时间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就是历来所谓“元稹勾结宦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