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

“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文化符码化的“父亲”转化为潜在想象 ,对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而文学塑造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关于“父亲”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时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因子注入“父亲”想象 ,衍生不同的意义元素。文学文本于此参与着文化符码的演化、积淀过程。启蒙语境下的创作为“老国愚民”式的父亲形象在原有的文化内涵上增添了“非现代”的、“反进化”的否定性元素 ;革命文学中“父”“子”形象的对应或“父子兵”的模式 ,同样具有特定的文化符码意味 ;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父亲形象或神圣化或颠覆、解构等 ,也无不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     

现代知识者形象的焦虑心理表现

论文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提出20世纪上半段的现代文学中知识者形象有“集体性焦虑”的突出心理表现,从作品表现、作家自我表述、批评家感触等方面阐述,认为这种集体性焦虑与知识分子作为“边际人”或“过渡人”密切关联,指出对现代知识者形象的集体性焦虑的研究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荣格“原型”理论内涵再探

荣格的“原型”理论对心理学、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内涵丰富 ,首先是一种反应倾向或领　　悟模式 ,是无意识中的一种“形象构成倾向”。其次 ,它又可以形成具体意象 ,可以衍生出丰富多采的形象。处于形象和具体物之间 ,因此具有中介性 ;它是意识所无法把握的 ,所以具有隐蔽性 ;同时 ,它又与地理因素和历史条件无关 ,存在于从古至今一切人的心理中 ,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     

广告中女性形象批判的文化反思

对广告中女性形象的论述多集中于探讨女性的形象、角色与性别歧视的倾向 ,但以此而否定广告文化则失之于偏。因为广告所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特质 ,广告是在援引素材而非创造形象。广告极为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剖面 ,它们反映了“性别的展示”。如果要走出广告中女性形象定位的“误区” ,必须把力量集中于文化的层面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女性形象的文化心理分析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是男性塑造者根据自己的体验、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所以,这种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投射。在这种意义上,形塑者的深层心理及其所属的社会文化便构成了女性形象研究的重要层面。     

杜丽娘形象变迁和20世纪戏曲文本研究

20世纪学界对杜丽娘形象的阐释关涉的价值取向、学术旨趣、审美趣味、研究方法存在极大的差异。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基本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80年代中期以后则呈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比较研究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在世纪末,则实现从目的到手段的过渡,即通过形象内涵的解析来折射更广泛意义上的哲学和伦理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运用多样的方法分析形象、考校文本、解说意义、阐发规律是20世纪戏曲文本研究的趋势。     

从曹禺戏剧两类女性形象看其创作心态和审美风格的变化

曹禺戏剧塑造了两类女性形象 :“魔女”和“天使”。“魔女”形象表现了作者早期追求原始生命力、回归自我、反抗压抑的情欲 ;“天使”形象反映了作者后期回归传统、逃避自我、认同社会规范的心理。两极化女性形象影响了作家的审美情趣和作品的艺术风格 ,从“生命之美”转为“爱情之美” ,从热烈激荡转为平淡深沉。这是西方审美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在作者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冲突     

形象科学与文化自觉: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

形象是和人类的文明相伴生的,故文化是形象的“质素”。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人”在形象的发生发展中生成的。其间经历了从“图腾形象”到“宗法形象”再到“非神圣形象”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的对立和为消弭这种对立的努力,既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又是文化自我分裂的原因。但文化必然要在形象的发生发展中不断扬弃和升华。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嘉陵江流域旅游形象定位研究

旅游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确定旅游形象。嘉陵江主要流经广元、南充、广安、重庆等地,流域内各地单独对嘉陵江的开发,都难于形成嘉陵江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导致嘉陵江主题形象长期缺位,造成对外的整体形象模糊。本文在综合考虑嘉陵江的资源特点和国内外旅游市场发展的态势,以千里嘉陵江为载体,将三国文化、古城文化、红军文化、将帅文化、丝绸文化、巴文化等整合为一体,进行旅游区整体形象塑造,提出“嘉陵千里生态游,川渝两地文化行”的嘉陵江旅游主题形象口号,并设计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既统一又各有侧重的旅游地形象。     

中国文化的主体特质

近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化的定义日益繁多,仅台湾学者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列举的就有四十七种之多。主要有记述的定义、历史的定义、规范性的定义、心理的定义、结构的定义、发生的定义。中国目前的文化热中对文化的定义更多,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文化就是文明;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总和;文化包括一切物质的与精神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社会制度、精神意识三个层面的结构。我认为,文化是一个广泛巳极的概念,对它的定义必须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分;二是人的主体性。从这两点出发,我认为文化就是“人化”。“文”是相对于“质”而言的,它是指人的开化的方式与开化的程度,因而才有各民族不同的文化方式与各个体不同的文化程度。在这里。     

隐喻、图像与习性：中国古代“美猿贬猴”观念新探

“美猿贬猴”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特别是自唐宋王朝以降,在“党争”的催化下,猿象征君子、猴代表小人的政治隐喻遍晓士林;北宋猿猴画的发展,更使长臂猿与猕猴的形象特征及其文化寓意愈显直观;而两种动物在分布、食性和行为方面的显著不同,乃是古人对其评价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最终,政治隐喻的褒贬、图画形象的表现以及动物习性的差异,共同筑就了中国古代“美猿贬猴”的文化观念。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20世纪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及其空间表征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受制于当时中国的京海社会结构和时代动荡,一方面以五四时期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浪漫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等视角,绘写同一时空中国乡村世界的不同政治与文化、文学与审美的地理空间,塑造了不同的乡村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对北京与上海代表的都市中国,从政治、革命、性别和文化视域,揭示和形塑都市中国的文化地理空间及其色调,使摩登的上海与古都北京既呈现出现代与传统的不同内涵,又使不同政治与审美立场的作家笔下的同一都市,具有复杂多态的空间意义及其表征符号。文学叙事中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其实呈现和蕴含非同一性的多个中国的形象及价值空间特征。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古代“后土”形象的起源与嬗变

“后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土地神祗,在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在先秦时期,后土指的是人名、官名、神名,其形象尚未成型,在多数情况下以社祭出现,从以冢土、石、树等立“社”以及其不同职能来看,后土形象是模糊的,没有构成完整性和系统性。汉末至唐,后土与社分开祭祀,出于政治需要以及宗教的推动,后土神祗有性别之分,其塑像始有定形。唐宋之际,后土成为阴神,祭祀的意义无疑被放大,成为丧葬仪式中所祭祀的对象;宋徽宗对后土封号祭祀以及道教对后土改良,使得后土成为与玉皇大帝相匹配的神祗。考察后土形象演变历程与祭祀仪式的生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后土的社会意义以及对民间社祭信仰的认识。     

“双重意识”问题与美国黑人的身份建构

二十世纪的美国黑人小说反映了作家们的“双重意识”以及他们对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思考。他们对身份的探讨呈现出三种倾向：一是“融入”思想,希望被白人主流社会接纳;二是强调其“黑人性”,激发种族自豪感、增强种族凝聚力,与白人种族主义分庭抗争;三是建构其美国人的身份,同时强调其黑人性。这些倾向也是广大美国黑人寻找文化身份时的心理写照。文化身份具有客观、本质的特性的同时又具有主观、建构的特点。双重意识问题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文化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以及个人经历的变化,美国黑人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思考也会随之出现差异或者由差异走向趋同。     

论网络主义

网络主义是顺应信息网络时代对信息网络技术的重视进而对一般意义上的网络问题的关注而兴起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点来阐释社会、人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思想或学术倾向,是对流行于网络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的某些具有相似倾向的观点和学说的概括。对网络主义的归纳和研究既可以深化我们对网络时代特征的把握,也可以开辟哲学创新的重要维度,展示人的发展的新疆界。当然在评价网络主义时,也需要防止“唯网络主义”或“网络万能论”之类的极端偏向。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