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右扶风马氏家族述略

两汉时期是豪族产生并形成的时期,右扶风马氏家族便是其中之一。马氏家族以军功兴族,后来又以外戚身份走向鼎盛,最后又转变为军功、经学合一的家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文武兼擅、富于才干、积极进取、天下己任、严于律已、慎于立身的主要风貌,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马氏家族的兴盛与衰败皆与两汉的政治、军事、法律与文化政策密切相关。     

右扶风茂陵耿氏事迹考论──关于后汉豪族势力的个案研究

与冀州巨鹿耿氏相比较，右扶风茂陵耿氏与其虽然同属一族，但由于其豪族势力的据点不同，所以其成长、发展的方式和特点也各异。以右扶风茂陵为据点的耿氏将发展其豪族势力的舞台设在了边关，而后汉朝廷也恰好借助了这一集团的势力来巩固国家的边防。从耿民第三、四代的事迹动向，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两汉时期的灾害及对经济影响的分析

灾以其特有的方式贻“害”于社会 ,人类之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社会事象皆有其深厚印记。两汉时期灾害频发 ,给两汉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初步研究 ,将灾害对两汉经济的消极影响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 ,对小农经济的打击 ;其二 ,对两汉国家财政经济的制约 ,以致两汉经济发展过程出现反复波动 ;其三 ,对两汉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消极的平衡作用。在灾害频繁的打击下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步伐相对减慢 ,而江南地区由于灾害相对较少 ,经济发展速度提高 ,与黄河流域差距渐为缩小。     

桐城古文宗派论

三代两汉之文尚矣。自兹而降。骈俪争鸣。用是不竞。亦文章升降之关也。有唐中叶韩昌黎氏。与其友柳子厚氏、及其徒李翱张籍皇甫湜之属。约光圣之旨。御刚大之气。垂信絜之言。于是六朝淫靡之习。廓然一变。宋时有欧永叔氏。曾子固氏、王介甫氏、及苏氏父子兄弟。皆阴取三代两汉有唐诸子。以各成一家之言。金元而降。则有震川荊川遵严诸子。以文于世。清初以古文昌者。则有方望溪氏、刘海峯氏、姚(?)坞     

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

此处所说的文士,特指文章之士。他们既不同于经生,也不同于文吏,而是一批致力于文章的创作,以辞章名世或立世的人。两汉时期,文士的兴起和经生的文士化倾向,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自觉。 一 两汉时期,在皇帝和诸侯王周围,有了文学侍从之臣。这是一批以文章名世,且以文章立足于朝廷的人。 汉初,高祖及文、景二帝皆不喜文人,然而在诸侯王中却颇兴养士之风,吴王、梁孝王和淮南王周围,都聚集了一批文章之士。《汉书·贾邹枚路传》载:“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八)

《后汉书·光武帝纪》:“戊戌,进幸。”李贤注曰:“县名,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余按:“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当为“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隗嚣传》“复使来歙至”,注云:“,水名,因以为县,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寇恂传》“进军及”,注曰:“,县,属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也。”《通鉴》卷四二:“冯异军邑,祭遵军”,注引贤曰:“,水名,因以名县,属右扶风,故城在今陇州源县南。”《后汉书·光武帝纪》:“六月,中郎将来歙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下辩。”余按:…     

文化的文学史 文学的文化史——《两汉大文学史》评介

由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三位教授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是《先秦大文学史》（赵明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的“姊妹篇”,是他们再次创造性地运用“大文学史观”考察与总结两汉文学的又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是两汉文学史研究的...     

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

两汉时期的南疆,随着区域农牧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已形成比较典型的河流绿洲农业区和山麓草原游牧区。农业生产已是五谷皆种,略与汉同。畜牧业生产则是驼马牛羊,种群皆备,标志着区域农牧业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并形成合理的区域农牧业生产布局。     

宏观、微观与时代学风——兼议刘强《世说学引论》及“《世说》学”问题

学术代变,自古皆然。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而后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其间大体贯穿着义理与考据、宏观与微观、逻辑与历史互为反动的演进脉落。学术的演进,除了自身发展的原因,更有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文化异,则学术异,按梁启超的说法,"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     

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

社会风气是文化面貌的重要表征之一。两汉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急”到“谨厚”、由狂放到保守的变化过程。汉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经济条件、政治演变、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它们皆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的普及,统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汉代社会风气发生变迁的最主要因素。     

王世贞批评视野中的杨慎

杨慎和王世贞皆以博学多产著称,他们涉猎广泛,不仅学术成就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亦有杰出成就。一方面,由于杨慎是一个与七子派诗学观相异的代表人物,王世贞对杨慎的创作、理论与考辨等方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且多有贬抑之辞;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杨慎是一个复古诗学的开创者和经验理论的总结者,因而王世贞对其亦多有继承与发展。也就是说,在王世贞的批评视野中,杨慎是作为一个被批判者与被继承者的双重性客体被王世贞密切关注的。     

论汉魏六朝颂与赋的分合

赋、颂皆源自口诵文学,伴随中国文学言、文之变,由粘连而分离。两汉去古未远,赋、颂仍处于粘连状态,粘连方式有以颂属赋、以颂称赋、赋中称颂等。东汉征巡赋颂与汉大赋同中取异,其直陈颂主的思想倾向、颂事观德的行文方式乃颂体独立之先声,深受汉代《诗经》阐释的影响。六朝论家通过宗《诗·颂》、辨伪体、立范式,从理论上确立了颂体独立。宗经、重名既是他们分离赋、颂的主要依据,又在客观上造成了文学史的遮蔽与误读。     

宋代男女词人楼意象词内容之比较

两宋时期,无论性别、季节、昼夜、风格、恋爱、失恋,羁旅、贬谪、国破、家亡,词人们皆爱登楼.楼是他们情感的发源之处,亦是他们抒发情感的出口.总体而言,宋代女性楼意象词的比例远大于男性,但其内容的涵盖面却远小于男性,且无论男女,楼意象词所抒发的情感皆以伤感为基调.     

唐前西王母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西王母由一个形貌怪异的神话人物演变为传说中的人间帝王,并进而成为神仙道教的神,反映了神话人物历史化与宗教化的过程。《山海经》中西王母的怪异形貌反映了上古先民的原始信仰和图腾崇拜。西王母人王的形象以及她频繁的外交活动,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诸侯国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情势下寻求帮助和依靠的反映。两汉魏晋时期西王母形貌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仙人形貌及其生活的不同理解,体现了魏晋时期豪门世族现世享乐的处世观念;另一方面也与道教徒宣传神仙道教思想有关。而作为西王母配偶神的东王公出现在东汉中后期,一方面是汉代盛行的阴阳学说在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则与两汉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汉文帝“施德惠天下”与汉朝政治“家风”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 2“汉诏多惧词”条中 ,历引汉文、元、明、章、和、安、顺等皇帝诏书中忧惧自责自咎之言 ,然后说 :“以上诸诏 ,虽皆出自继体守文之君 ,不能有高、武英气 ,然皆小心谨畏 ,故多蒙业而安。两汉之衰 ,但有庸主 ,而无暴君 ,亦家风使然也。”同书还有“汉儒言灾异”、“汉重日食”、“灾异策免三公”、“上书无忌讳”等条都论述到汉朝政治“家风”。由于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施德惠天下”“施大德”,以其“盛德”而倍受赞誉 ,高、武不能与之媲美 ,清代 ,乃被评价为“孝文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 (《孝文本纪》)。汉文帝…     

浅析登高母题发生期之特征——兼论楼台亭阁对于登高母题的影响

登高母题的发生期是先秦两汉,此时作品中登高的审美效应是"游""观"皆重,情感特征为悲喜兼备.其中登高怀远者,最初的情感内容为思亲(西周、春秋),其后是怀乡(战国),两汉时期,开始出现怀古的内容.在魏晋之后,登高作品向重"观"之效应与独具悲情特征发展的过程中,楼台亭阁之类的人文建筑,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浅析王国维与陈寅恪的“民族文化史观”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所谓“民族文化之史”,指的是古代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陈氏在这个问题上有系统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化史观”。王国维是与陈寅恪齐名的现代杰出史学家。对于古代各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亦曾提出系统的看法。换句活说,王氏亦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史观。王、陈二氏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大同小异的,带有明显的互受启发的痕迹。本文尽量按照王,陈二氏的原有思路,对他们的民族文化史观进行比较和评价。     

儒教形成之原因考略

<正> 儒教教主孔子,在生前是极不得志的,他周游列国,被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累累若丧家之犬”,这已是信史。“亚圣”孟子的“仁政”、“德治”之说,亦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终不见用。然而在他们身后,儒学却逐渐成为封建伦理纲常的正统真传,被推崇备至达两千多年;孔孟其人亦被不断神化而终成至尊的“圣人”。这样的命运,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远出所料的。因为孔子自己就曾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其实,以两汉神学、宋明理学诸形式出现的后儒,在其政治、伦理学说     

刘勰“原道”论初探

一、刘勰的“自然之道”是“自成一家之论”的刘勰论文而言“原道”,所本之道乃“自然之道”。据笔者所知,把“自然”和“道”连在一起用的,当以法家邓析和韩非为早;两汉魏晋,“自然之道”一语的运用臻于盛行,但均未用以论文。真正以“自然之道”一语论文者,应首推刘勰。刘勰所倡“自然之道”,系指天地人及万物皆自然而有文的规律,亦即指有其物必有其形,有其形必有其文。故黄侃评曰:“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文心雕龙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