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

万历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深化,皇权膨胀而不作为,宫府疏离,庙堂政治成一恶性厮杀的泥潭。在此种危机时代,一部分士大夫继续在庙堂之上惨淡经营,力求挽救朝廷危机;一部分士大夫脱离庙堂,在野讲学、清议,力求影响学风、政风,从而改善庙堂政治和社会状况;还有一些士大夫,尽力推动所在乡邦的教化与慈善举动,借以体现其天下民生的关怀。这些取向表达出明代士大夫作为群体在普遍危机意识情形下行为的阈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精英在危机处境下的思想、行为潜力与方向。     

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王安石生前毁誉交替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前后,受到士大夫截然不同的评价和对待,反映了政治文化对政治评价和政治感情的强制作用。变法前,王安石与士大夫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主要表现相同性和一致性,因而受到高度赞扬;变法中,双方之间在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显现出来,从而引起冲突和争斗,并受到猛烈攻击和指责;下台后,王安石的行为表明,他在政治文化上又回到了传统与主流,并重新获得士大夫的肯定。     

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

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中,神宗之母李太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内阁又与司礼监发生权力之争的动荡局势下,李太后提拔、倚重冯保和张居正,罢黜高拱,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内阁与司礼监协调一致的体制,稳定了政局,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二,信赖、支持张居正,全力进行改革朝政的事业。李太后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粉碎一次又一次阻挠改革的逆流。此外,她在教育、管束万历小皇帝,使其保持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不过,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掀起“黜张”活动,否定改革时,李太后却表现出缄默、纵容甚或支持的态度。这是由封建统治者只重权位,不顾信义,以及无法长期忍受改革所带给她们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以“小人”与嘉靖朝的祀典改制为中心

随着嘉靖朝大礼议的演进,在嘉靖朝的政治文化中,君子小人之辩贯穿始终,这是明朝其他时期较为少见的现象。嘉靖朝祀典改制的不断演进,不光是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等议礼派推动的,在整个议礼活动中诸多小人的奔竞与投机,不断激起世宗祀典改制的欲望,进而影响了嘉靖初政的实施。嘉靖朝祀典改制中的小人众生相所体现的政治文化,促成了世宗皇权意识的提升、形成献媚奔竞的仕风、混淆了对那些支持世宗议礼者的评价。小人之干进是考察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祀典改制的一个新视角,也是进一步研究嘉靖朝中前期政治变动的一个立足点。     

明代士大夫“好名”探析

明中后期,士大夫"好名"现象日盛,名实不符、沽名钓誉、门户党争、空谈"好名"者比比皆是。其"好名"动机和缘由,除了儒家立身扬名的传统熏染外,主要是士大夫出于私利和意气,以及考选制度的败坏。对于士大夫"好名",社会各界褒贬不一,皇帝普遍厌恶"好名",并以此作为拒谏理由;明代舆论对浅薄"好名"基本否定;朝臣以"好名"作为攻击他人的借口;而卫道士大夫则为正当"好名"辩护。明代士大夫"好名"问题,是明代社会变动的一种反映;而有关"好名"的争论,可视为士大夫与皇权争夺政治话语权的角逐。至清代,君主借革除明代"好名"流弊的时机,实现了皇权政治全面压倒士大夫政治的转换。     

张居正整顿吏治的思想和措施

张居正自明隆庆元年升为大学士,万历元年起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病亡,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整顿吏治乃是他的一大政绩。过去人们较多地研究他在经济改革中实施的“一条鞭法”。对此则注意得不够。明朝中叶以后,吏治十分腐败,张居正以敢于“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以下只注篇名)的气魄,大胆予以整顿。虽然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整顿吏治之举终归失败,以至遭受籍家诛族之祸,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     

论张居正变法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年间(1567—1572年)入阁,万历初年(1573—1582年)起任内阁首辅。他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危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张居正变法是和王安石变法齐名的。下面试就这一事件作一些粗浅的论述。一、张居正变法的历史背景张居正一生经历了明中叶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正是明朝社会矛盾空前严重的时期。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新君嘉靖皇帝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组成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开启了明朝真正的改革,对百余年的弊政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而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演变,仅仅是一般性的皇位更迭,并未出现政局的巨变。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尽可能效法嘉靖革新,以遵循成宪和综核名实为主要施政特点。一方面,在嘉靖革新基础上有部分的推进,如一条鞭法的推广和推行考成法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难题无力作为,如沙汰生员和裁减宗室禄俸等。只有以此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有理由说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价值重建与制度改革——论龚自珍政治改革思想

龚自珍倡导"仁"、"和"、"平"等社会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名实"相符,以使政治生活的制度形式与实际需求相符合,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官员任用和行政管理,恢复或创立"宾法",注重传统社会"中产阶级"("士大夫")的培养以及"农宗"社会组织基础的构建。尽管龚自珍的政治改革思想还未摆脱君为政本的传统政治文化范式,其政治改革方案却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完整性,并展现了其"情完貌全"的人本价值观和"穷变通久"的历史感,显示了其"苍生"情怀和"实事求是"精神,开启了晚清"改革"思想及实践的百年社会风潮。     

五代政治文化的蜕变与转型

唐、宋两代政治文化的差异 ,是五代分裂割据条件下的深层社会变革造成的。随着宦官及氏族势力的衰败 ,五代以后政治集团的核心结构发生了剧变。五代之初南中国多元政治中心的建立以及地缘政治的发展、南方各地政治人才数量和质量的快速提升等等 ,为政治文化的深层蜕变创造了条件。作为偏安的产物 ,新型的文人政治开始在南唐、吴越初步形成。五代中后期 ,南方和北方政治文化的对立冲突 ,士人群体之间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等等 ,无疑体现着由唐及宋的政治过渡与文化转型。南唐党争虽无法与北宋党争相提并论 ,但党争过程中反映的南北政治文化的对立 ,由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 ,最终导致文化自毁因子的生成等基本问题 ,是前后一脉、彼此关联的     

密疏政治与嘉靖朝内阁倾轧之新探

嘉靖朝的内阁倾轧是明代内阁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嘉靖朝的内阁倾轧原于正德、嘉靖之际首辅之权的膨胀,而嘉靖朝广泛存在的密疏政治使内阁倾轧更加激烈。密疏成为内阁诸臣与世宗皇帝议政言事的主要方式,也是用于打击政敌的秘密武器。内阁的倾轧对嘉靖朝的皇权与内阁的关系、内阁与六部的关系、内阁与宦官的关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谁与青天扫旧尘”——“大礼议”思想背景新探

考察明中叶政治与学术的互动,嘉靖前期的“大礼议”与更定祀典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视角.“大礼议”反映了皇权与阁权之间的斗争,这已经是学术界的一个共识.然而与以往许多赤裸裸的政争不同的是.“大礼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礼仪形式之争,权力的对抗是在议礼双方论辩的过程中逐渐展开的.既然是辩论就需要有一定的根据、以理服人,那么双方论辩的基础或思想背景如何?真的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大礼之议.重嗣者议虽非而心则忠.重统者议虽正而意则媚”,仅仅是一些下级官僚的“希意干进”吗?令人的考证其实已否认了这一点.而极为巧合的是,议礼过程中新旧两派的对立,实际在学术背景上正是正统的朱学与新兴的工学之间的互相诋娸.早在四十多年前.欧阳琛先生就已对此作过考证.他指出:“考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弟，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新兴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此又欲明大礼议之思想背景者不可不知也。”欧阳先生以朱王二派的对立考察了从嘉靖到万历一段时期的党争，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将嘉靖一朝很有影响的“伪学”之禁与“大礼议”《含更定祀典》关系极为密切，笔者对“大礼议”的整个过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略述-孔之见。     

性别政治视阈下女性话语权建构探究

女性在政治视阈中话语权缺失是西方文化传统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二元对立和中国传统父权制的超稳定性造成的.赋予女性政治领域应有的话语权必须建构先进的性别文化、和谐的性别角色、平等的性别制度,从而实现女性话语权从缺失到在场的转变.     

从民主到集权:民初政治文化的嬗变

20世纪30年代,在特殊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及危机应对下,基于蒋介石个人权威的集权政治重新构成,其深层原因是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民主到集权的嬗变.民初皇权崩溃后,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宪政,但传统集权政治文化存有着惯性遗留,具有恢复秩序与重建权威的功能.九一八之后在外界危机不断加深之际,集权政治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工具,民主政治文化培育中断,集权政治文化重新显示出恢复秩序的功能.尽管此后的政治民主化尚存有一定空间,但其进程受到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