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消费的社会学解释:传统与前沿

随着西方国家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型,旅游消费已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学家关于旅游消费现象的研究提出了旅游消费的本真论、享乐论、日常实践论、文化宰制论和制度激励论等代表性解释.其中,"本真论"和"享乐论"从微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个体的不同体验,"日常实践论"从中观视角解释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动态的互动过程,以及对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的影响;"文化宰制论"与"制度激励论"则从宏观视角解释了旅游消费的社会分层机制和外部激励因素.这些观点对分析转型中国的旅游消费现象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法治国家与法律信仰的培植

从法律意识角度出发 ,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 ,有着重要意义 ,但中国的传统没有法律信仰并阻碍着中国现实的法治化的进程 ,法律信仰的形成也就意味着理想法治状态的实现 ,因而法律信仰的培植是必须的 ;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促进其生成。     

“实践论”与“致知论”——毛泽东与张岱年认识论思想之比较研究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张岱年的"致知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典范。其基本内容包括:《实践论》与"致知论"中的实践观;《实践论》与"致知论"中的辩证法思想;《实践论》与"致知论"中的真理观。这两大体系形貌不同、神髓相似,恰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颇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珍视和继承。     

自然法、宗教与西方法治的文化论解释

伯尔曼在承继“自然法”学说传统的基础上为近代以来西方法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化论解释。他将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归结为中世纪的教皇革命，凭藉教会法对罗马法的整理和阐扬，宗教的信仰支持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仰，同时，宗教与世俗权威的分化，为确立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提供了必要条件，由此才在信仰的基础上开启了近代西方法治传统，而他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由信仰危机引发的法治传统危机的讨论更加发人深省。     

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及对策

良法并不代表法治,法治是法律被信仰的神圣化过程与结果。客观而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基本上实现了法律文本的法治,然而如何将这种立法法治转变为法治秩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法律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中国法律确信之路的探讨必须先是一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客观讨论与批判,然后才是一个制度的设计问题。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     

法律框架下的集体德治与中国社会法治趋向

中国社会由于缺乏个人本位思想,规则至上还没有成为全体公民的普遍意识。故高度的法治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应是法律框架下的集体德治。法律框架下的集体德治是中国社会向高度法治社会发展的中间态,这一中间态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选择,其上承中国历史传统,下开高度法治中国之未来。法律框架下的集体德治是中国社会迈向高度法治的必由之路。     

论形式解释论的坚守——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我国刑法学界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学派之争虽然没有德日刑法学那么广,但是影响巨大。在实质解释论占据多数"阵地"的情况下,倡导形式理性的形式解释论需要的是坚守。现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且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倡导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因而在司法领域,形式解释论具有合理性。中国具有实质主义法学传统且当代中国已陷入法律实质主义的泥潭和守法危机,因此现实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形式解释论的坚守。     

关于法治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

通过语义分析认为,法治有三层内涵：一是它的表观含义,即依照法律来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它的实质含义,即建立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三是它的最终意义,即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确保人民的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所谓的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在此基础上,本文把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视作法治所应确定的目标,并就人治与法治、法的工具论与信仰论、以及法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最后,本文从有机式论和机械论两种不同的哲学前提出发,通过分析认为,法治的实现途径应当是一种有机式的演化,应当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从微观试验开始,实行上下结合的方式,使法治建设稳步、有序、健康地向前推进     

论法的合法性

法的合法性来源于理性与信仰,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其中潜含了人们对法治观念的认可度,为此分析了韦伯与哈贝马斯关于法的合法性所进行的思辨中包含了对“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的共识及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如何构建对法的合法性研究体系。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     

2011年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研究综述

2011年度法学界关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肯定了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价值作用,其提法有基础说、价值说、关键说、保障说四种。二是提出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与基本原则,认为现代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构建＂法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或＂法治主导的管理模式＂,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治化建设应该遵循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权利自由、建构法治秩序、保障改善民生＂等基本原则。三是分析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认为应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体制改革、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而且农村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就内涵而言,“新农村”是以现行宪法制度为前提,以宪法所致力于构建的宪法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社会状态应该是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涉及农民主体地位、农村经济、农村治理、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经济领域的法的新架构与商法的复兴——评徐学鹿著《商法总论》

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 ,使商法一度遭受冷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确立 ,商法的地位和作用正日趋显现。时至今日 ,我国加入WTO在即 ,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已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 ,复兴我国商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且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在我国法学界 ,“民商合一”的论调久已有之 ,似乎已早成定说 ,这一理论误区极大地阻碍了商法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徐学鹿教授所著《商法总论》一书 ,堪称商法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 ,对传统的商法理论误区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它雄辩地论证了商法演进的四个阶段 ,以及商法的概念、地位和独特内涵 ;鲜明地指出 ,在我国商法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的传统观点应予放弃 ,应选择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第三条道路”。这一切 ,无不对如何构筑我国经济领域的法的新框架与我国商法的复兴 ,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法律是整体性的阐释性的概念——解说德沃金的《法律帝国》

德沃金的《法律帝国》围绕“法律是什么”进行理论阐述 ,以法官审理疑难案件的“理论争论”对法律进行确证 ,从而构建了独特的法律观 :法律是整体性的阐释性的概念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近年来中外社会法研究述评

社会法的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法学说是我们研究社会法理论不可逾越的学术积累.我国台湾地区秉承德国、日本的社会法学说,社会法理论研究已经处于寂落.中国的社会法研究大多是在经济法学者之间展开的,目的是以社会法的视角来论证经济法的独立价值.我国官方和学界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法主流观点,那就是社会法就是包括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在内的一个法律部门.     

浅论我国民事再审程序之完善

本文对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理论缺陷和给司法实务带来的严重问题进行剖析,指出现行再审制度未有起到保护当事人诉权的作用,形同虚设,法律规定由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为他们滥用实权、任意剥夺当事人诉权、搞权钱交易、司法腐败提供了条件.笔者根据民事诉讼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提出了废除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限制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申请再审只要符合形式要件法院即应受理再审等一系列改革建议.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同构

从依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治国方略的确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功能互补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二者作为治国的方略并举提供了可能与保障.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势在必行——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考察

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和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我国应承担的WTO协议国际义务不相适应、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并且具体行政行为当中“零售性违法”可以得到司法救济,而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批发性违法”问题却无从进行司法救济也不符人类基本理性。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法治与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兑现我国国际义务、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