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争论”与“不争论”的辩证思想

建国以来,我们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有过多次大的争论,这些争论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通过对建国以来历次争论的反思、总结,形成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争论”与“不争论”的辩证思想。一、通过“争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20年前神州大地发生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争论、大讨论,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和讨论。这场争论和讨论形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争论和讨论中,邓小平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作出了重大贡献。粉碎“四人邦”以后,我党在指导思想上面临的重大…     

试析“不搞争论”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时，总是将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中央集体领导，归功于人民，他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但是在南巡谈话中，小平同志却十分肯定地表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可见他是十分看重这个问题的。因此，科学地认识和准确地执行小平同志这一创造性的提倡，是事关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不搞争论。是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1．中苏“不搞争论”六十年代前半期，中共和苏共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同志作为这一场争论举足轻重的当事人…     

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是对列宁“不争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提出一个重要原则，即在改革开放中“不搞争论”。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多次提到“不争论”观点。我们学习邓小平这一思想，重温列宁的论述，就会发现，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正是列宁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发展。学习和领会这一思想，对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在南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在谈到推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说，“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不仅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     

试析邓小平“不争论”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争论”思想,得到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工作者的一致拥护并已经成为我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自觉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和领导方法。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存在着抽象化、普遍化、绝对化的理解,认为“不争论”就是什么问题都不能争论,以至于涉及到政治     

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初探

《邓小平文选》三卷的出版,为我们的党和人民提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作为十年(1982—1992)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总结,邓选三卷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认真领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概念,“不搞争论”即为其中之一。在学习研究邓小平思想的热潮中,邓选三卷中的新思想、新观点已有大量的文章阐释,然“不搞争论”这一被邓小平视为自己一大发明的新思想,至今却鲜有人论及。不少人——包括我们宣传、理论界的同志对邓小平的     

略论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阅读《邓小平文选》三卷,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这段话所涵盖的思想贯穿于全书,是同他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一脉相通的。     

对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考

对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考梁宗鹏我国在结束十年动乱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上下，人心思改。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①。但是，如何改，改革到什么程度，大家却有不同意见。如在经济领域里如何改革，人们就...     

论邓小平“不争论”原则的方法论意义

论邓小平“不争论”原则的方法论意义田丰“不争论”，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著名原则。从方法论的高度上弄清“不争论”的内涵和实质，对于全面掌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向前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十分...     

对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的时代思考

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对“不搞争论”思想的历史背景、内涵、方法、原则和现实指导意义作深入探析,以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思想,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厚今薄古”是“厚古薄今”的反面提法。为什么有些人要“厚古薄今”呢?主要是企图逃避现实。为什么要逃避现实呢?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而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则是表现了人们的立场观点问题,世界观问题。所以要想从“厚古薄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变成为工     

不独子其子：五四前后关于儿童公育的争论

清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部分思想激进的读书人放弃了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传统社会模式,转而构建不独子其子、不独亲其亲的大同社会,即儿童出生之后,交由公立机构养育、教育。这样,男女双方只需生育而无抚养、教育的责任。他们相信这不仅有助于实现教育平等和社会的根本改造,而且可以藉此将妇女从育儿的责任中彻底解放出来。不过,这一事关儿童的讨论,却忽视了儿童自身的诉求和人类对亲情的基本需要。     

“不搞争论”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

“不搞争论”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初丽华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在其领导活动中，创造了精湛的领导艺术。认真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邓小...     

“布伦纳辩论”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效应

20世纪70年代发生、持续近20年的“布伦纳辩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其发起人布伦纳赓续英国史学马克思主义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在著名的“多布-斯威齐之争”的基础上,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进行独特阐析,强调地主、自耕农、佃农之间的阶级斗争及其形塑的社会财产关系,才是“过渡”发生、完成的关键。由此,布伦纳左右开弓,既和诸如人口决定论、商业或贸易决定论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争辩,也和主张生产力决定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争辩。“布伦纳辩论”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卷入其间,直接催生了当下颇有影响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也同时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阐释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一步凸显出来,如如何理解“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最初形态到底是农业的还是工业的;在更深层次上,则牵涉如何对待生产力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归属。对之仔细梳理和认真挖掘,对建构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颇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党刊策划要“从心所欲,不逾矩”

目前，策划已经成为现代期刊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党刊自然也不例外。在全球共享的新闻资源里做出具有本刊特色并能吸引读者的文章，这就是策划的力量。对党刊来说，只有在“不逾矩”的情况下“从心所欲”，才能使策划做得更精、更好     

公共关系目标“二度论”与“三度论”的辩论

由于有的组织形象评估概念“知名度”、“美誉度”存在着欠缺,因而本文提出应以“认知度”、“美誉度”、“和谐度”作为公共关系的三大目标。认知度侧重公众对组织形象认知的广度与深度进行衡量确定;美誉度、和谐度侧重公众对组织进行道德的评判,其中和谐度主要就组织与目标公众的关系而言。这“三大目标”的提出,其意义在于：使“公共关系”具有了独立存在的个性化标志,是组织的公共关系工作有了可比照性,并使公共关系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组织目标。     

揭橥理论视域：“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意识形态迷思

“国进民退”争议热潮背后隐藏的是以前困扰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认知误区,回顾中国共产党宏观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变迁历程,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公有”和“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内在二元冲突,可以见出中国共产党要以“执政党”的自身定位来重构“革命党”时期的意识形态。     

“经济人”假设的争论:本源与超越

"经济人假设"争论的本源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经济人"假设虽然符合了客观现实的唯一性,却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它只是代表了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为普遍的经济理性,未能代表人的本质,从而不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经济人"的"自利""利己"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核心问题指向经济研究是否应该将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确定为"利己"。现实中的"利己"与"利他"共存表明将"自利"作为唯一动机进行经济研究忽略了其他动机对人经济行为的影响。"理性"是第二个焦点,核心命题在于将"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普遍行为模式是否合适。事实上,利益的最大化目的与利益最大化行为存在矛盾。由此,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以人的本质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经济研究中的人是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不断进行"直观自我"的个人,是从他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运动中通过"直观自我"而不断发展的人。从人的本质出发,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从实践中确认"人的动机和人的选择理性"的能动性根源,即确认人的实践行为。行为的选择由社会对象化的结果与个人社会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     

对“高薪养廉”与“低薪保廉”争论的反思

本文对八十年代我国曾发生过对机关干部是实行“高薪养廉”还是实行“低薪保廉”的争论进行了反思,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够科学。衡量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是过高还是过低,不能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相比,只能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相比。大幅度提高机关干部的收入,并不是为了促使干部养廉,付给他过高的薪金,而是承认机关干部的劳动价值,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真正体现。“低薪养廉”的观点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把实行合理的分配政策,与我们所提倡的艰苦奋斗和奉献精神混为一谈。大幅度提高干部的收入,同时对干部加强教育和监督,绝大多数机关工作人员就不会为“一勺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及时调整分配政策,大幅度提高机关干部的收入,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论拉康“伪我要”与僧肇“不真空”之间的契合

拉康的伪我要思想,消解了弗洛伊德的本能原欲之我的合法性;僧肇的不真空论,对魏晋以来的有无之争进行了总结,有无双遣,不落两边。二者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二者均看到了人的欲望的伪或不真;同时,二者均认为解答的秘密藏在语言或名相之中。在今天,两人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当代价值。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前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需求矛盾又必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欲念之间的冲突。人的欲念反映着人的需求,但有时又会背离人的真实的需求。需求矛盾的解决,有待于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欲念冲突的化解,更多的却要靠精神境界的超脱。     

剑桥资本争论的终结：“悖论”以及一个方法论的解释

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剑桥资本争论揭示了，新古典资本理论存在着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悖论。虽然论战的结果是秉承古典传统的英国剑桥学派取得了胜利，但它并没有取代新古典分析范式。新古典理论仍在经济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并得到不断发展。这形成了理论演进中的一个“悖论”，本文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悖论”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