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所谓"村改居",就是由农村村民委员会改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失业农民几乎整体性地沦为城市社会的贫困阶层,其生活景况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反思被动型城市化,可见农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剥夺和侵犯,其土地收益权也受到侵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权受到损害.由此,要确立真正让全体农民成为城市化受益者的指导思想,进而设计"村改居"的几项主要制度,包括(1)由农村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城市的管理模式.(2)完善处理"村改居"过程中有关土地问题的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3)原有集体经济的资产处置,要公平公正地量化到个人.此外,要加强"村改居"后社区配套建设的制度化.     

“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

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工作旨在改善城中村居民生活状况,提高改居村民收入水平,加速城中村"再城市化"进程,由于政府的"越位"规划与"错位"治理,导致大多数村改居社区在建成之后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引导与可靠的政策保障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无序"和"失序"的状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改居村民不仅面临"再贫困"危险,还因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始终处在不断"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秉持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重新审视城中村改造转型发展的推进路径,宜从政府强力推动向优化村改居社区规划空间布局转变;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向拆建管并重的城市化转变;从权利义务失衡型向需求型和自治型转变;从"生存型"社区向"发展型"社区转变。深化村改居社区治理机制综合改革,促进其与城市社区对接并轨。     

实施“村改居”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与路径

实施“村改居”,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潍坊市奎文区在实施“村改居”中,遵循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基础,公开公正、依法操作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保证,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核心的基本要求,确立了“三改四化”的推进方案,即实施城中村改造、农村集体资产改制和“撤村设居”三项改革,实现社区建设多元化、管理网格化、服务信息化、党建区域化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由“村”到“居”的体制转换,全面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心城区实际的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发展新路子.     

借力大运提升环境 争创幸福和谐社区——记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约社区

南约社区位于龙岗区龙岗街道，是2004年深圳农村城市化“村改居”新成立的社区。辖区面积7．3平方公里，9个居民小组，户籍居民621户1839人，流动人口约4．8万，各类工厂企业206家，两级集体厂房物业约64万平方米。社区集体经济正处稳步持续发展态势，居民生活逐年殷实。     

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路径

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制约,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归纳为农村人口自发进城和村改居两条路径。与农村人口自发进城相比较,就地城市化、政府扮演主导和推动者的角色是村改居城市化路径的特点。村改居不只是简单地将村民委员会换为居民委员会或将农村户籍换为城市户籍,其内容涵盖了组织、管理、文化、环境、公共服务、居民转产转职、城市融入等诸多方面内容。目前村改居工作中存在城市化的非协调推进、居民主体意识缺位、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受损、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够自组织能力低等问题,值得正视。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工作的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尤其是居民委员会的改革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中上海和沈阳是比较有代表性和对比性的两种。通过在两地的随机调查,上海和沈阳的居委会工作都表现出以基层政务为中心的职业化趋势。从这一调研结果出发,进一步分析居委会改革与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之间微妙且重要的联系,能够发现社区建设的实质应该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将是构建党领导和统筹下的"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组织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社区居委会(居民自治体)"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从而整合发挥党的网络、政府行政网络、市场单位网络、社会团体网络的资源,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区建设合力。     

"单位型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微观机制——对Z社区的个案研究

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对Z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发现:实际参与率低、参与人群结构不合理的制度根源在于单位的资源垄断和居委会的行政化。激励居民政治参与的关键举措是彻底解构单位制,使社区真正成为社区公共事务的法人主体;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公共空间,使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增强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的基本路径

据我国《城市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事实上社区居委会成为了政府的附属机构,其行政色彩浓厚而自治性不足,这实质是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的缺位与错位。这种缺位与错位,不仅不能实现城市社区的良好管理,也难以实现城市社区的自治。要改变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管理中缺位与错位的现状,就应该转变城市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并加强社区居委会的能力建设,从而理顺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回归社区居委会的应然角色。     

社区股份合作制: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

余正文来稿认为，建立社区股份合作制是解决目前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推行社区股份合作制，首先，明确了集体资产产权、社区股份合作制将集体资产拆段明确到村民，变过去名义的集体所有制为社区农民人人享有利益的社区共有制，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代表全体股东行使其经营权，为全体股东负责。其次．强化了民主管理与监督。社区股份合作制在组织管理形式上实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厂长（经理）制，促进了政企分开，提高了科学决策和民主管理水平，实现了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从没木上转换了人体经营机制；第三、拓宽…     

论“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村改居＂社区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中的过渡类型,其文化形态表现出独特性。和谐文化是＂村改居＂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科学性、主体性、渗透性、开放性、实践性等基本原则,夯实思想底蕴,创新文化形式,从而促进居民个性发展,增强社区文化建设的实效。     

乡村社区参与旅游中的利益矛盾及协调对策

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乡村社区和居民的参与.文章首先对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进行总结,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从政府、乡村社区集体组织、社区居民、乡村旅游企业、乡村旅游者五个方面分别对其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矛盾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协调对策.     

差别选票的背后:街区控制与社区选举——以济南市L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为个案

社区选举对社区发展以及居民利益影响较大,选举过程是否公正、合理,直接关系到选举结果.通过对济南市L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过程的深入考察,发现L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虽然在程序上完全符合民主选举的要求,但却是街区力量控制的结果.街区通过控制候选人名单、对选民代表的目的性选择、充分利用与选民代表的人情关系以及采取物质回报等策略,最终选出了街区满意的居委会干部,选举结果是国家力量渗透到基层社会的体现.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居民的权利,也是当前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之一。社区自治的组织形式是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和社区居委会通过行使民主选举权、社区事务决策权、日常管理权、财务自主权、拒绝摊派权和     

扩大社区民主、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若干对策

扩大社区民主、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对策至少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区居委会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关系;创建自治型社区的组织体系,构筑新型社区治理模;探索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管理,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及其机制;培育社区民间组织,承接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某些职能等六个方面。     

社区治理转型与共治:太原例证

基于太原市A、B两个社区的调研,从"单位—居委会"这一横向视角出发,对"单位消失,居委会替代"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对社区治理转型中的过渡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在A社区中,单位同居委会在社区建设、管理、服务上的协调配合,提高了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足度,促进了他们积极参与社区管理,最终提升了整个社区公共性的成长。     

“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功能“适应性”再造研究——基于18个“村改居”社区的调查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一些"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出现领导核心功能衰退、政治功能削减、经济功能退化、服务功能弱化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村改居"社区组织形态特殊而党组织地位边缘化、角色模糊化,治理结构调整而党组织嵌入制度缺失,权力秩序重构而党组织权力式微。应从制度维度、资源维度、自身维度考量,对社区党组织功能进行"适应性"再造,恢复并提升其功能。     

居委会角色转化的空间视角解读

“社区”和“窗口”是居委会面对的两个工作界面。工作界面向服务窗口等固定空间转移,强化了居委会“窗口工作者”的角色意识。居委会通过对该空间的控制,掌握了对此工作界面的主动权,但同时也改变了自我呈现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其在居民中的角色印象,消解了与居民互动的温馨色彩,日渐成为悬浮于社区之上的科层化组织。居委会角色回归的路径选择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应改造和重塑居委会的窗口工作界面,逐渐淡化“政府在场”的正式权力氛围;另一方面应积极培育成熟开放的社区空间,为居委会的角色回归提供坚实基础。     

外籍居民入选居委会的选举逻辑与社区政治空间转换

在高度国际化社区,社区自治与治理困境背后的重要问题是自治主体的确认与社区力量的整合,这就涉及社区中的重要力量——外国籍人。而是否应该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赋予外籍居民存在强烈争议。本文在对上海市H社区2006年居委会换届选举一个多月蹲点观察基础上,分析外国籍人入选居委会的现实需求、法律制度困境、选举成功逻辑以及社区政治空间转换等,并提出国际化社区民主选举与社区自治、治理、社区培育相结合的新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