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致”论看朱熹的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的研究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还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对于后者，学界较少有系统的评析。文章通过对朱熹理学体系之核心范畴——“格致”的内涵和价值进行重新厘定，揭示出科学理性精神与道德实践精神都是朱熹理学的应有之义。     

由“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朱熹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再认识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认为朱熹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与其热衷于义理分析的致思取向有关.而且朱熹提倡的工夫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由逆觉体证而感知天理境界的弊端,是对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古代中国,尚没有形成正确的科学观,"格物致知"和"格物穷理"成为中国传统科学的指导思想.至近代,随着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科学观面临着冲击,随着思想认识上和语言使用上由"格致"向"科学"的演进,标志着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正式确立.     

王船山对朱子格物致知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格物致知问题上 ,船山神契朱子 ,卫护朱学 ,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船山高度评价朱子以《大学》格物为始教 ,并且与朱子一样 ,把“物”的范围看得很广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船山又赞同朱子“豁然贯通”说。与朱子相比较 ,船山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主要是具有鲜明的近代实证科学色彩 ,对耳目见闻与心官思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等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     

论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及其“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借用佛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新儒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了儒学之＂格物致知＂理论。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辩证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但因其格物穷理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之形而上学特质,他的＂格物穷理＂思想,终未走向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之方向。     

朱熹与儒家环境美德论的发展

朱熹之学的主旨是修身成己,完善自己的品德.朱熹认为,对禽兽、昆虫、草木等其他生命的道德关怀事关"防养善端、培植治本",关系到人美德的保存与养成.朱熹改造了儒家"成己""成物"思想,认为儒者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是格物之"所当然",这是从自家性理出发,因"物之理"而行,合内外之理,"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实行"时禁",遵循儒家环境行为规范.朱熹认为,圣贤帮助、促成天"生物""成物"职能的实现,裁成外物是圣人的美德.朱熹从修身成己的角度,对儒家传统环境政治、道德思想进行改造、整合,构成了较完整的儒家环境美德轮思想.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

严复等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科学逻辑并以儒学的格物致知概念对其进行格义,这不仅促进国人对于科学逻辑的理解与接受,也凸显了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而指向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格义,则进一步为中国传统科学逻辑思想的发现提供了线索。这使程朱理学格物致知中的观察、归纳和以推类提出假说等科学逻辑内容得以被发现,呈现了中国传统科学逻辑思想的丰厚意蕴。而格物致知的科学逻辑意蕴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弱化变迁,则从思维形式上解答了李约瑟难题,从反面展示了科学逻辑的价值,为新时代科学事业发展提供了借鉴经验。     

论小学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一、是末学,又不可或缺朱熹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涉猎的众多学科中,对于小学这样一门学问,他是并不看重的。他发挥程颐的观点说:“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朱熹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问目》)。在这里,朱熹把训诂之学断然排斥在“通道”的途径之外。在《答杨元范》一书中,他又明确地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文集卷五十)。他批评北宋神宗时“士之所以学者,不过章句文义之间,亦有浅陋驳杂之弊”,又指责吕祖谦“力主文义章句之学,意已稍偏”(…     

"格物"与"致知"——朱熹、曾国藩知行观比较研究

“格物致知”是传统文化与知识论的重要概念,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朱子的格物观最为精义,主要是通过格物,把人心已知之理推广到未知领域,达到宇宙界与人生界豁然贯通的理想境界。晚清理学大师曾国藩,极力推崇朱子格物之说,并有其深刻洞见,把格物与教育目的论结合起来,强调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达到通经致用目的。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兼论牟宗三的误解

牟宗三以现代主客二分的认知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泛认知主义",又认为朱熹以《大学》"格物致知"诠释《孟子》"尽心知性",因而"尽心"是"认知地尽",非孟子意。但事实上,朱熹的"格物致知"之"知"是主客一体的"德性之知",并非主客二分的认知论,而且朱熹把"格物致知"与"尽心知性"联系起来,主要是为了从语言结构次序上说明"格物"对应于"知性"而为先,"致知"对应于"尽心"而在后,并不是要用"格物致知"诠释"尽心知性"。从"格物致知"的角度看,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可以被看作是格心之为物,而朱熹《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则是要求以格心之为物为中心,并进一步推展格"天下之物"。这样的理解,不仅可以看到《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对于《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密切而互补的关系,而且能够揭示出《大学章句》解"格物致知"的真正内涵,又能避免把朱熹《孟子集注》解"尽心知性"看作"认知地尽"。     

反史倡史,一体两面——朱熹史学态度辨惑

朱熹既有不少排斥、反对史学之说,同时亦有许多赞同、提倡史学之论,这就令人对其史学态度生出困惑。从根本上而言,朱熹并不反对史学,他反对的只是将史学凌驾于、优先于理学之上,这是从辨本末之学来考虑的;另一方面,他反对作为权谋功利之说的史学,这是从义利之辨的角度着眼的。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论科学精神及其特征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是探索世界奥秘和追求真理的科学实践和认识活动。科学的整体架构主要由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构成，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一种求真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人文精神。     

论科学精神及其特征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 ,是探索世界奥秘和追求真理的科学实践和认识活动。科学的整体架构主要由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构成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科学精神的本质就是一种求真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人文精神     

形上之“理”与中国文化——理解朱熹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要意义的一种视角

朱熹创立的"理本体"观念,以其对形上之"理"阐释的完善性、缜密性和深刻性而为理学家普遍认同。其中,朱熹提出的"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论,是一个重大的发明。由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使得朱熹的形而上学哲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熹哲学的形成及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形上之"理"这一哲学范畴逐渐替代了"道"这一在中国文化中被广泛运用的哲学范畴。形上之"理"的产生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后的儒家学者再没能做出真正的哲学意义的超越。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显著的独特性。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论朱熹伦理精神与当代社会诚信建设

在朱熹的伦理精神范畴中,仁义为先、义中生利、忠信为本及敬事而信、节用爱人等伦理精神原则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内涵,它所倡导的公平正义、义利兼顾、诚实信用、取信于民、执政为民、公正廉洁等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契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国家走向市民社会的需求,对于建构当代诚信社会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不同解读

<大学>作为儒学的经典从宋代开始其地位逐渐升高.朱熹和王阳明都是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但他们对<大学>却有不同的解读.比较他们的解读,就能够把握其不同的思想脉路,展示出他们的思想归属和对中国文化影响方式的差异,加深对这两位思想家和其后的某些中国文化现象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