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清王朝的满蒙联姻政策

满蒙联姻政策是清朝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联姻政策所形成的姻亲关系,对中国北方这两大尚武勇悍民族的长期和好、对清廷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乃至利用蒙古族的军事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满蒙汉各族在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各方面的互相融合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简评拿破仑·波拿巴的经济策略

经济理念是制定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拿破仑建立统一欧洲经济的理念因具有霸权主义的性质又缺乏足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背景等条件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的经济策略最终注定要失败。初期在政治、文化、宗教、法律、军事等领域的政策为其经济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后期的连年对外战争却破坏了法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导致其最终的失败。他的一系列措施如恢复金融信誉和秩序等促进了经济发展;但他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英国,促进了法国的民族经济,但更多地阻碍了法国工业化的进程,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使其最终失去经济的支持而失败。拿破仑经济策略的成败说明经济的发展要有正确的经济理念的指导;说明政策要根据具体的环境进行适当的调整;体现政策的制定必须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虽然特定环境下不得不人为地干预,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拿破仑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经济上的失败,因为是经济决定着政治,决定着军事,这是历史的证明。     

唐代的僚人述伦

唐代,中国南方僚人开始发生分化,具体表现为出现了带僚字的不同族称,这种民族名称的变化,事实上是僚人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唐代的僚人一部分分布在正州、一部分分布在羁縻州,所以朝廷采用了不同的政治策略进行治理,对剑南诸僚是采用正州的全国统一的政策进行治理;对于在正州山区的葛僚则采用较为灵活的政策治理,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而对于边远地区的僚人则以羁縻制度进行,例如对僚人当中的西原蛮,在满足他们政治诉求的同时,对于他们与朝廷的对抗则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角度以军事的方式解决。在已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行政体制之内,僚人与朝廷的冲突事实上是一种文化冲突,但这样的冲突对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试论清朝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

满蒙联姻政策是清朝民族政策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前代相比,清朝的满蒙联姻具有制度性以及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等特点。这种联姻政策所形成的姻亲关系,对满蒙两族的长期和好、对清廷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乃至利用蒙古族的军事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促进满蒙汉各族在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各方面的互相融合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民族学视野中的汉民族研究

历史上,除了元代和清代等少数几个朝代外,汉族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从历史学视角展开的汉民族研究可谓成果丰硕,而从民族学视域开展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性虽然不断地得到强调,也产生了诸多极富建设性的成果,却仍然存在着诸如把汉民族的历史等同于中国历史、各学科对汉民族的研究代替了民族学的汉民族研究、以少数民族研究代替汉民族研究等问题。因此,民族学视域中的汉民族研究应该把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行研究,重视研究当前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新特点,加强研究汉民族海外移民历史和现状,加强对汉民族社区的田野调查,尤其是要加强从少数民族的视角来研究汉民族,以促进对汉民族形成更全面的认识。     

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民族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起伏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新疆与中亚跨国民族问题表现得异常突出,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三:一是民族意识增长;二是以哈萨克族为主的跨国民族向境外移民问题;三是民族分立主义倾向.它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程度不同的威胁.     

论隋炀帝的民族政策及影响

隋炀帝为适应多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明确提出“混一戎夏”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落实“无隔夷夏”的民族政策,形成了以德化为主、优待边民的民族工作方针,取得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积极效果,对后世的民族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亚华人与当地主体民族的“剪刀差”现象

汉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是主体民族,而以汉族后裔为主体的海外华人,除新加坡外,在其居住国均为少数民族。他们与当地主体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数量关系,不同程度地存在比例交错现象,尤以东南亚地区突出。“剪刀差”是这种图景的表现形式,民族分层是其实质,不过它还有一定的虚假性;殖民者和当地的民族文化政策以及华人的政治观念是其因,权力寻租和“替罪羊”现象是其果。而根据东南亚４个典型国家的经济、制度及民族文化创新趋势,可预测该地区的民族剪刀差将缩小     

鸦片战争失败原因小议

关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史学界早有诸多论述。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清军武器落后,战斗力弱;二是政治,清政府腐败,清廷的妥协投降政策是失败主因。对于经济因素,则未给予足够重视。论者往往只把中英两国的经济情况作为背景材料简单介绍,偶有论及经济因素为失败原因时,亦只是一提而已。本文试从社会经济的角度,对此略述浅见。     

试析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亲日倾向

对于"陶德曼调停"事件,虽然德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考虑,竭力维持中立的幌子,但是,从德国选择的调停时机、在调停中对中日两国的不同态度以及调停失败后德国远东政策的突变等一系列过程,可见其明显的亲日倾向.德国在这次调停中所表现出来的既不想公开放弃中立立场,又处处维护日本的态度,是德国在一战结束后一直以来的亲日东亚政策的反映.     

论东汉对南匈奴的政策

匈奴是中国古代活动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东汉初年,因自然灾害和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对内附的南匈奴采取了政治监护、军事防护、经济援助的措施。这种以羁縻、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对后世历朝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国家、市场与西南：明清时期的西南政策与“古苗疆走廊”市场体系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注重对西南的经营,宋代对西南政策有一个大的变化,即逐渐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政策向经济政策转变;明代为了构建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个国家防御体系,建立了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并在沿线设置卫所,进行军事化移民,形成一个国家化民族走廊,即“古苗疆走廊”。明清时期,国家对西南的经营在加强军事、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开设市场、利用市场对西南非汉族群进行渗透与控制,由此,在“古苗疆走廊”形成一个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带,这一市场带不仅成线性分布,而且处于汉苗之间,成为民族贸易的节点。清代,国家正是利用市场,将“古苗疆走廊”市场向“苗疆”渗透,将“苗疆”纳入全国乃至世界市场体系。     

略论清代在新疆设置军府制的历史作用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 ,在当地长期实行军府管理制。这对于巩固西北边防、抵御沙俄侵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文化、加强民族团结、防止分裂割据、维护国家统一 ,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清代新疆军府制的内容丰富而复杂 ,深入了解其内容 ,能更好地认识边疆管理制度和民族政策 ,了解清朝治理和开发新疆所采取的各项政策与措施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

尹湾汉简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所记载的兵车器数量庞大,种类齐全。弩是汉代技术最先进、用量最大的主力武器。西汉在长安和洛阳、北边郡、内郡都建有储存军事装备的武库,直属中央管辖。集薄所记武库是西汉政府建在内郡的直属中央的国家武库。武库有充足的经济保障。西汉对中央和地方武库的严格掌控,是强化中央集权的表现。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及其评价

金朝社会人口流动是统治阶级强制迁徙的结果。女真族向中原的迁徙以加强对汉族的控制为目的 ,客观上推动了黄河以北社会生产的恢复 ,也使女真族更多受到中原封建文明的熏陶。汉族向东北地区人口的流动 ,虽具有对中原经济文化破坏的性质 ,却为东北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先进技术和工具 ,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加快了女真族的封建化进程。契丹族的迁徙是伴随着金朝的血腥镇压和强制同化进行的 ,造成了契丹族影响日微 ,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金朝社会的人口流动对于当时的民族关系、社会政局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     

东汉监军制度的嬗变及其原因试析

东汉监军制度从光武帝时的确立到殇帝时的转折,最后到灵帝中平时的瓦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监军者主监将领;第二阶段监督对象转变为主督州郡,此与地方兵权扩张关系密切;第三阶段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监军制度瓦解。其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黄巾起义爆发面广,州郡仓促失据,多数地方朝廷尚无机会派遣监军;二是朝廷所招募镇压起义之兵的私家化,使监军失去国家军队的支撑;三是中郎将监军权力扩大及其军职化最终瓦解了监军制度。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

匈奴是中国古代活动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东汉初年,因自然灾害和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政府对北匈奴采取了羁縻安抚、分化瓦解、武力征伐等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北匈奴的侵扰,维护边境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