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假字

关于“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说的只是一种情况,即本来没有正字,一开始就借用某一个字。如本义为燃烧的“然”,假借为代词。《论语·宪问》:“古之人皆然。”本义是竹器的“匪”,假借为否定词。《诗经·卫风·木瓜》:“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关于这类“本无其字”的假借,我不打算多谈。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本有其字的假借。这种假借的特点是:本来就有一个正字(或叫本字),书写时却借用另一个与之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下面提到的通假字,指的只是这一种。     

古音知识的应用

“古音”，音韵学上一般指上古音。在音韵学的应用中，上古音知识所占的分量比较重，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通假字的识别和同源词的推求。下面就谈谈这两个问题。一、通假字的识别通仅又叫通借，是指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言中，不用本字而借用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在《经义述闻·通说下》中说：“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这就是说，除了无本字的…     

论通假实质

一般把古代文献中用乙字代替甲字的现象称为通假。就这一现象的研究来看,关于其形成原因,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古代字少;关于其形成条件,则异口同声,认为是语音相同或相近。笔者以为,这两个观点均难自圆其说。 唐代的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前古字少,后代稍益之;古文经典音字,多有假借。”这大概是“古代字少”说的较早言论,今天时见有人用之作为理论依据。可是搬用者不知,他们是强命假借为通假,实质迫使古人之言就已说,     

甲骨文研究二题——说(Π)与(φ)(助)

关于甲骨文“(Π)”字的考释甚多,学者多认为是某种疾病,可能与骨骼或疽疮有关,然囿于卜辞记录上的先天限制,目前所见诸说待商榷处仍多,未有定论.根据甲骨文“(Ω)、(Ω)”即“肩”字初文的可信观点进一步申论,指出“(Π)”字从“肩”应即假借其声,并附加区别之点划,属于附划因声指事字,即文献中的”胃脘”字,与“腹”有区隔.在肯定杨安释”助”的前提下,进一步对甲骨“(φ)”字相关辞例作全面分析,并探讨卜辞中从“(Θ)”的“(店)”字.     

浅析错别字

一、错别字现象普遍存在汉字属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错误字，可以说伴随着汉字的产生而产生，自古就有之，古人在书写汉字表情达意时，难免会写错和用错字。现在我们读到文言文中那些“通假字”，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文章中写的错别字。东汉大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六书”之一的“假借”用字法也证明了这点，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语言中有了某个词，但还没有表示这个词的字，于是就在通行字中找出一个同音字来替代，实际上写的是“别字”。可是，社会发展到高度…     

假借字是汉字发展阶段的产物

假借字产生于殷代之前，最早见于殷代的甲骨文。产生的条件有二：一是人类思维的发展，二是象形字存在的物质条件。象形字产生的初期，假借法即已开始出现。假借字的出现使汉字能够较为准确、完整地记录汉语。当它逐渐多起来后，便产生一词用多字的现象，造成一定的混乱。为了避免混乱，形声造字法便应运而生。假借字逐渐被形声字取代过程中，自有规律可寻。最后遗留下来很少一部分，大多固定在虚词的意义上。“本无其字”的假借法搁浅后，又沿着“本有其字”的假借（也称通假）延伸下去。     

“其”字的早期用法

“其”的本义为簸箕。《说文》作■,云:“簸也”。盖“箕”为“其”的孳乳字。甲骨文作(铁218.2)■、(乙3400)、■(乙8685反),西周金文作■(盂鼎)、■(仲师父鼎),东周后有■(中山王壶)、■(石鼓)、■((艹皀)■鼎)等形。《说文》箕下所引之古文有■,■文有■,亦皆与上列形体大同小异。可见殷代的■、■是簸箕的象形,至西周始有加声符下,作■,成形声字,东周后始见从竹之箕,乃后起加义旁字。“其”字在殷甲骨文中均假借作语词■,未见用为本义。“其”的用法,早期比较单纯,在殷代,从卜辞看,大多置于动词前,以加强动词之语气,有表示祈使,表示疑惑不定,表示口气之委婉等作用。如:“丙戌卜,今■,方其大出?五月”(前卷一,46页4版)此辞盖卜问与商敌对之方国,是否会大加出扰。“其”字置于动词性词组“大出”之前。     

《说文解字》“牄”字说解小识

《说文解字》中关于"牄"字的说解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说文解字》所引的《诗》"鸟兽牄牄"在伪《古文尚书》等其他书中有异文;二是《说文解字》所解的"鸟兽来食"《经典释文》或引作"鸟兽求食"。"牄牄"当为假借字,本当做"跄跄"。他书所引"求"字当为"来"字之讹。     

通假字与假借字的辨析

字的通假是文言文里常见的语言现象。所谓通假,就是在古汉语的书面语言里,音同或音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而假借却是传统文字学中的“六书”之一,实际上是古代总结出的一种造字方法。《说文·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大意是语言中某些词有音无字,只好借用一个同音或近音的字来表示。两者从形式上来看,极为相似,但究其实质,却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在阅读文言作品、从事教学和语言习惯中往往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以至于造成了许多谬误,产生了许多模糊认识。因此,笔者以为:对通假和假借进行辨析、加以区别,实在是十分必要的。     

傅说之名再考辨——兼论“鸢”字及其他

《清华(叁)·说命》描述傅说外貌时说"厥说之状,鹃肩如锥","鹃"当从虞万里、胡敕瑞读为"鸢","鸢肩"即双肩上耸;"傅说"之"说"在《上博(五)·竞建》简4中写作"鸢",在《清华(叁)·良臣》简2中写作"■"。基于这两点,傅说之名"说"本应写作"鸢",或用"说"、"兑"、"敓"者,均为"鸢"之假借字,并取义于尖锐之"锐"。睡虎地秦简《日书甲》"诘咎"篇"为刍矢以■之"等处的"■"非"鸢"字,当释为《说文》训作"缴射飞鸟也"的"隿"。《诗·小雅·四月》"匪鹑匪鸢",《说文·鸟部》"鷻"下引"鸢"作"■",此"■"很可能就是"鸢"字的讹写,非见于《说文》之"■"。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台湾科举中额及清廷的相关政策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降清之后,台湾即纳入清版图,隶属福建省。随即,清廷在台湾设儒学并开科取士。有清一代,清廷对台湾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的,并为他们创造了许多机会,提供了诸多便利。其中,专为台湾士子设置保障性中额便是最突出的体现。这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台湾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弃虚蹈实”:清初人性观的时代义理

清初诸儒的性论观虽不尽一致,但均力图摆脱理学思维的羁绊,以重建清代性论观。清初学人的性论观在性善问题上普遍注重"积累",在性恶问题上强调"习染",其中蕴含着清初学风由理学之"虚"转向朴学之"实"的内在学术逻辑,折射出鲜明的"弃虚蹈实"的时代义理。清初性论观的发展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转型与思想学风转轨之间的互动,而且性论观探讨中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表现出的新特点,深刻影响着"前近代"中国的思想走向。     

近百年来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与反思

晚清新小说从提倡到研究历经百余年,近百年来中外学界对晚清新小说的研究,虽然视角和价值取向不同,但在文化传承方面研究指归却逐渐一致.那就是儒家文化与晚清新小说的兴起关系密切,在文化功用层面上它们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转化和精神的潜流.     

明清家训的文学价值

自古以来,我国就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家训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流存下来的家庭教育文献。明清两朝是中国传统家训的鼎盛时期,对明清家训的研究,学者多从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方面入手,而对其文学价值的探讨则显得较为薄弱。本文拟就明清家训的文学价值作一整体概述,以期引起学人对此问题的关注。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明清笑话结集的悲情特征

明清笑话结集者带着牢骚郁结的心态,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为动机,使笑话承担着"度世"的教化职责。这种弃正言而用小语的诉求方式满含无奈和悲情。由于化人难成,忿难蠲除,明清文人结集笑话的最终目标指向自娱,在遣兴娱情的观念下,笑话集的艺术性增强。     

三礼馆与清代学术转向

学术发展既随世运推移而变迁,更在变迁中为时代走向注入新的特质。作为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清代学术,即在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的嬗变中,经由清初迨及乾嘉,以知识界对传统经典的回归取向为标志,实现了由理学返抵经学的学术转型,遂在反向层面上拓展了传统学术的更新进路,从而彰显出有清一代学术的鲜明个性。而在此转型过程中,乾隆初叶清廷诏开三礼馆这一政治性学术活动事件,确然担当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闲赏"范畴与明清文人的审美生活

赏的审美意义在魏晋南北朝已确立,然"闲赏"作为一复合范畴主要出现于唐宋以后的诗文中,尤其在明清系统品赏著作中作为章节命名使用。对"闲赏"范畴"文脉"进行简要梳理,可对照出明清文人所言"闲赏"之独特内涵:一方面,明清"闲赏"对象上的世俗生活性,使"赏"更具"闲"意,另一方面,"闲赏"范式上于感性形式中见雅趣的现代审美性,又使明清"闲赏"有了"以俗为雅"的倾向,遂与当下"日常生活审美"构成一种"形似神异"的映照。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戴名世因 《南山集》 案彰显悲情的一生. 其实, 探究戴名世的字号、 文章及交游发现: 此案发生的必然性在于, 戴氏作为士人的一个代表存在着对朝廷的认同问题, 而这在清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 康熙帝处理此案采取了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手段, 这并不违背 "稽古右文" 以集大成的文化政策. 历经此案劫后, 清代士人群体特别是桐城籍士人, 及时调整了与当朝的关系, 消解夷夏之别的文化隔阂, 彰显古文经世致用的现实功能, 不仅使大部分士人割断了与前朝的联系, 而且也促使桐城派的产生, 进而"北方之强" 与 "南方之强" 在有清一代中奏出具有总结和整理特色的文化强音. 戴名世作为使桐城籍士人以古文与当朝建立的关系转折性的人物, 显然, 研究桐城派不可绕过戴名世, 更不能忽视清前期的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