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中国佛学精神嬗变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

中国佛学关于入世之中追求出世的精神内涵对中国人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源于西方文化的专业社会工作在本土化历程中同样面临着佛学当初进入中国的处境。佛学十分注意外来文化本土环境适应的重要性,其一方面注重依附统治阶级和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不断地改造自己并努力调和与儒道学说的关系,极力证明佛学与儒道学说在根本宗旨上的一致性,直至真正融入中国本土并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本土化可以从佛学的中国式成功嬗变和精神内涵改造经验得到很好的启示。     

评黄心川先生《印度哲学史》——兼论印度哲学研究的新情况

印度是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的国度,汗牛充栋的古代哲学论著构成了印度传统典籍的主要部分。印度古代哲学所达到的高度在古代文明世界中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研究印度哲学对理解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印两国哲学思想的交流是以佛教为主要媒介的,佛教本身是印度哲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佛教在影响了中国哲学、文化的同时,它所包含的潜在的印度思维模式与非佛教思想也不知不觉但理所当然地影响了中国。《大正藏》里仍保留了真谛翻译的数论经典《金七十论》就是一个明证。从西藏发现的《金七十论》梵文本“Hiranyasaptati”(或名“Suvarnasaptatisastra”,内含真谛汉译本所缺的第六十三颂)更说明了即使在佛教占了绝对优势地位的西藏,“外道”经典仍是传了进去。在西藏还发现了其他许多非佛教的古代梵文写本。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汉字文化圈”里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在古代都直接从中国受到了印度间接的影响。     

魏晋玄学中的本体与境界

魏晋玄学本体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本体与精神境界和精神体验间的密切联系 ,这有别于西方观念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传统 (后者是我国魏晋玄学研究中沿袭数十年的哲学基本方法 )。魏晋时期是中国儒道和印度佛学交流时期 ,中印两种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合 ,和它们在哲学本体论上的结构类似性相关     

"极微论"与反"极微论"——以罗什与慧远在《大乘大义章》中的讨论为中心

在<大乘大义章>中,慧远与罗什对"极微"的不同理解,不仅表现出二人不同的宇宙观、本体论,也显示出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中观学说与"极微论"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背景下的交锋、以及在印度佛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佛教学者对于"毕竟空"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佛学中的辩证思维

佛学是一个智慧宝库,其中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原始佛学是佛学的母体,原始佛学理论中的因果论和“迁流”观,蕴含着辩证思维的内容,对后世佛学影响极大;中观佛学是佛学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思想空观论、八不说和二谛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思辨性很强;中国佛学以“法界缘起”说和“顿悟”说为代表,它们继承了印度佛学善于思辩的传统,开辟了自己的新天地。     

神灭与否之争对中国佛学释经路向的影响——兼论佛学与本土哲学的对话

发生于东晋和南朝梁代的两次神灭与神不灭的思想争论,是佛教与本土哲学的一次直接对话,不仅促进了体用思想的成熟,而且对中国佛学之诠释印度佛教文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即是对这场思想讨论与其结果之关系的分析,而考察此次讨论的内容、方式及结果,或能有助于对正在进行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对话的认识。     

圣俗之间：甘地宗教哲学的特征

甘地追求政治宗教化、神圣化,同时强调宗教的实际效用;用现代“理性”观念为传统宗教“祛魅”,又虔诚地坚持有神论信仰;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有利于印度文化发展的“因子”,又对本土传统进行创造性改造.甘地的宗教哲学脱胎于印度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又迥异于当时印度主流的社会政治思想.他独特的宗教哲学,是印度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型的成功典范.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从人文理性到心性哲学

基于佛教中国化历程的考察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特质。研究认为,在中国固有的人文理性这一文化基调的引导下,佛教文化本土化并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向心性哲学层面的深度拓展,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唐初、五代末宋初、明末、民初,这4个阶段的中华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人文理性的拓展与心性哲学的深化。     

佛教与中国文化之天道、道德伦理、审美境界之关系探析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影响深远,但最终和中国本土文化融合调和,形成中国化佛教。文章探讨了佛教与传统文化之内在天道观、道德观以及审美境界的区别,旨在进一步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     

论回族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因素

在历史进程中,为了适应中国已有的文化格局,也为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回族对佛教文化中的某些“非典型性因素”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回族对佛教文化的吸收,是在不违背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适应,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     

禅宗在中国的传播与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策略探析

印度禅学通过对中国士大夫阶层心理结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策略性迎合,在这一群体中成功传播,进而影响中国文化千年之久。禅宗在中国的成功传播揭示出,我国对外文化传播的最佳策略是本土化策略。     

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

中国佛教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中国佛教思想究竟有哪些特点 ?这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 ,又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 ?对这些问题 ,人们可以见仁见智 ,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却是有意义的 ,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谈传统山水画中表现出的悟道方式——兼论佛教中国化对传统艺术审美的影响

佛教是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艺术审美方式与趣味的演变也就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阶段性进程,其中又以传统山水画创作的表现最为鲜明形象,也就是说,传统山水画中所展现的悟道方式既折射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也传递出了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罽宾来华僧人与长安佛教

十六国时期的关中地区,在前秦、后秦的相继统治下,出现了一个佛教蓬勃发展的局面。在此过程中,罽宾来华僧人在毗昙学(以说一切有部经、律、论为主)的传译方面出力极大,对汉地洞悉印度佛教理论体系,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弘法的高潮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

以藏文材料和汉文材料为依据,对佛教在藏区与汉地初传时期的传播方式与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将佛教引进了吐蕃,并欲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当时吐蕃人信奉本土固有的宗教—苯教,于佛教异常隔膜。在此情势下,松赞干布将计就计,以苯教的思想和仪轨作为传播佛教的理论铺垫和思想基础,吐蕃人通过苯教这个管道和途径,才逐渐接受了佛教思想。汉地佛教初传时期,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佛教初来咋到时,汉人将佛教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后来又将佛法和道教的法术相提并论,将佛教哲学和庄子哲学一样看待。这些事实都说明,佛教在两地初传时期,基本上是接着两地的传统思想、宗教、文化讲的,而不是照着印度佛教思想的原本模样讲的。这是印度佛教在汉、藏两地传播的一个共性,或曰规律。     

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论中华传统文化在回族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历史上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回族又是在中华大地形成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其形成与发展中吸收和承载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并经历了对中华传统文化到中华民族再到国家的高度认同过程。文化认同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崇尚统一＂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被回族接受后指导着每个回族成员的思想行为。近现代以来,回族在反对分裂、抗击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方面作出了应有贡献。这与历史上回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具有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