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儿教育福利省际均衡性研究

少儿教育福利的均衡性问题一直是儿童福利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既有政策进行有效性的评估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文章在利用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技术对中国31个省份的少儿教育福利状况进行综合比较之后发现,各省份的教育福利供应大体上呈现出了"东优西劣"的阶梯形下降格局,且现行教育福利政策未能形成"反向阶梯"的优化效果。在此基础上,作者建议优先解决教育财政支出体系、多元福利参与体系和师资力量保障体系的漏洞,以保持各省之间教育福利供应的大体均衡。     

我国三类人群社会福利现状的定量研究

我国社会福利正经历着从"小福利"向"大福利"的转型,而认清区域间社会福利的差异对于整体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利用SPSS软件中的均值分析、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从福利供应的角度对我国儿童教育福利、残疾人康复福利、老年人供养福利进行区域差异的量化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三类人群的社会福利基本上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恶化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福利呈现出了决定性作用,且三类社会福利的区域差异程度有内部分化。在认清我国区域间社会福利差异的前提下,应强化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保证福利供应在区域之间的平衡,为实现"大福利"的转型奠定基础。     

我国残疾人福利可及性的实证研究

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策略是通过有效提升民众的福利获取水平来满足其福利需要,因而深入探究民众的福利可及性对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我国学术界围绕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相关研究众多,但是从福利可及性出发的实证讨论却非常罕见,这显然对于推动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良性发展具有诸多不利影响。在采取均值分析、聚类分析和多元方差模型分析等方式对南京、天津、成都和兰州四城市的846名残疾人进行分析后,研究发现我国残疾人的福利可及性存在严重不足,不同城市的残疾人在福利可及性上具有显著差异,部分具有特殊需要的残疾人在福利获取过程中可能存在严重风险。研究建议,我国各地政府应当继续稳步推进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积极提升残疾人社会政策的有效性,并在政策导向上对特殊残疾群体给予重点倾斜。     

农村留守妇女家庭联合决策模型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贝克尔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共同决策模型,研究了农村留守妇女家庭劳动时间配置与家庭福利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家庭综合收入最大化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关键,在当前约束条件下,女方选择留守,丈夫外出打工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无奈选择。本文提出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培训留守妇女与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方面出发,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估算：基于广东省的数据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的一项重大议题，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和收益迫切需要得到准确的估算。从人口迁移和福利磁力的研究视角出发，本文聚焦于制度改革的社会救助福利成本与收益，在估算公式中纳人了区域福利水平差距、劳动者定居比率和福利迁移比率等数据指标进行估算。估算结果表明：现阶段制度改革的高昂财政负担和我国相对紧张的财政状况，使制度改革只能遵循渐进的方式进行，目前仍不具备立即推行全面改革的足够空间。     

留守“问题女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在留守儿童中，至少一半是女童，女童由于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因素，性格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差，容易产生各种成长中的问题。目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等，存在各种问题的留守女童日益增加，这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学校与家庭教育的突出问题，也是农村女性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关注留守“问题女童”的生存，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是学术界的良知所在。     

失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研究失能对主观福利的影响、评估失能的福利损失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健康老龄化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指数作为主观福利的衡量指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失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失能老年人和健全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差别,失能解释抑郁指数差异的相对贡献率高达31.87%,失能解释生活满意度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10.05%;基于双重差分的估计结果表明,失能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失能使得老年人抑郁指数增加17.3%~18.0%,生活满意度下降2.2%~2.6%,并且这一负面影响对农村、女性、65岁以上、独居和患有慢性疾病老年人的影响更大。此外,康复对失能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存在显著的正面影响。文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应加强失能预防、失能康复以及重点关注农村、女性、65岁以上、独居和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     

低生育水平时代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设计与建设

从＂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转变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Joseph Troisi教授指出,养老原本是家庭的主要职责。在生育水平较高、家庭规模较大的时代,家庭也完全承担得起这一责任,为人生的最后阶段提供必要的保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个体自由与独立的追求得到激发,家庭的规模逐步缩小,生育率逐步下降,但依旧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上。这时,人口结构的相对年轻化,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纵贯调查

文章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纵贯调查数据构建个体增长模型,研究样本地区成年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发展轨迹的影响。结果显示,成年子女迁移对其老年父母的心理福利有消极影响,而有子女在本地会起保护作用,这支持了应激一健康后果框架对迁移的主观福利后果的假设。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子女迁移对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影响依赖于年龄和队列效应,老年人心理福利随年龄增长呈非线性发展;在高龄阶段,有子女迁移、特别是全部子女均迁移的老年人比无子女迁移的老年人心理福利水平下降更快,子女迁移状况不同的老年人的心理福利发展轨迹具有明显的年龄分层模式。     

城市新贫困社群的福利供给研究：社会政策的视角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新贫困社群的福利供给出现了贫困陷阱的困境。对于这种福利供给所形成的贫困陷阱。当前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是从个体的福利依赖角度来进行的。但是,基于湖南省长沙市区400余住新贫困社群的调研和对政府的走访资料．本研究解析了城市新贫困社群在现行福利供给体系下出现贫困陷阱的政策原因：缺乏赋权参与社会政策的建设理念,是制约当前新贫困社群需要满足得以实现的症结。建议政府采取针对社会发展需要与社会参与需要的社会政策来优化政府的福利供给效率。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

本文利用CEPS基线调查数据,采用泛精准匹配模型(CEM),考察了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父母时间投入和家庭教育投入的中介作用,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留守经历显著降低了农村儿童的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对农村女童、独自留守儿童的负效应更大,寄宿制和同伴支持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留守的负效应。此外,农村留守儿童并未获得较多的家庭教育投入,且家庭教育投入对非认知能力发展的作用不显著,留守经历完全通过减少父母时间投入,负向作用于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构建减少“留守”的制度体系和有利于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全面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以最大化消除留守的不利影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福利效应研究

文章从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政策的福利效应两个维度考察新农合的政策效果。全国10个省30个村的千户农民调查数据显示,新农合的福利性并未得到农民高度的认可,部分农民认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是医疗机构、基层政府而非农民。新农合在提高农民看病积极性、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农民健康状况等方面已初具成效。新农合在农民的参与,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实施与监督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影响了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政策的福利效应。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城市“老漂族”精神赡养问题研究——以广州市三个典型社区为例

本研究聚焦渐趋普遍的“老漂族”群体异地养老现象,关注其精神健康。以福利多元和精神赡养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广州市三个老年流动人口较集中地区的“老漂族”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政府、家庭、社区、市场等主体的服务供给对“老漂族”异地养老精神需求产生的影响,剖析“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需求和供给现状。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目前的养老福利托底政策和市场补充供给的不足给“老漂族”带来异地养老尤其是精神赡养上一定的困难,建议更多地发挥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倡养老资源供给模式应将物质服务和精神扶助结合起来,实现养老渠道多样化、社会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供给主体之间的协调与互补,共同支撑起能够惠及“老漂族”异地精神赡养的养老服务体系。     

大龄未婚男性的生理与心理福利

中国大量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关系引起国内外政府和学术界的深切关注。通过分析国外对大龄未婚男性的研究文献,总结国外大龄未婚男性的生理、心理状况以及影响生理和心理状况的重要变量——社会网络与支持状况。国外研究的方法、思路和结论都能为中国深入研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自身的福利和该群体与社会安全的关系提供借鉴和启示,今后的研究应该以与已婚者进行比较的方法,从大龄未婚者的生理和心理福利着手来进行。     

老年人的福利需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适度普惠老年人福利数据库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2年适度普惠老年人福利数据库对我国老年人的福利需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老年人在娱乐、交通、医疗福利层面的福利需要程度较高,而对法律福利层面的福利项目需要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家庭经济水平及户籍均对老年人的福利需要有显著影响,且老年人的福利需要水平存在地区差异.     

福利的行政化与政治化

文章回顾了福利国家行政机构的建立,讨论了福利国家内部的政治运作和政治程序,分析了“社会价值”的性质和力量。文章指出,福利国家是行政主义的国家,它的行政机制改变了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生产关系。福利国家将很多矛盾内部化,进而通过政策制定和政策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福利政治是政策化的政治。在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社会权利”观念也是一种政治力量,它的压力可以削减福利国家内部的商业力量,推动国家干预的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压力正在挑战“社会权利”的传统意义。文章认为,考察福利国家的运作和走向,福利政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老年人长期照护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的建设是解决当前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从目前老年人福利需求来看，在服务项目的开发设计和提供上、服务机构的建设上及依据老年人年龄及能力提供的服务区分上都没有得到相应的照护需求满足，而这些方面可以提供给社会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当前可能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就业领域。建议政府在这一过程中鼓励和整合多元社会力量并提供相应保障，增加民间力量对服务项目的设计和开发，加快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教育的就业取向。     

我国中西部农村女童的虐待风险、生成机理及治理策略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制度上对虐童行为进行了积极的干预,一系列相关法规的出台大大优化了儿童的成长空间。但是有关农村地区的校园欺凌、家庭暴力及社会侵害事件仍然不绝于耳,个别案件甚至发人深省。因此,有关我国儿童虐待防范的效果究竟如何、儿童虐待有无人群差异及儿童虐待行为的生成原因等问题就具有极强的研究价值。本研究利用涵盖我国中西部六个省份6 050名农村女童的调查数据库,试图利用实证方法回应上述三个实践困惑。研究发现:针对我国中西部农村女童的虐待行为并不严重,但是遭受过虐待的比例却达到了总数的三成,并以强制体罚、故意辱骂和情感忽视作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农村女童的虐待风险基于地区和年级具有显著分化,贫困地区与低龄女童的虐待风险显著升高,单亲女童、独居女童、留守女童、家庭贫困女童等困境儿童的受虐状况同比普通女童均更为恶化;农村女童的虐待风险主要受到儿童表现与家庭资本的深刻影响,与亲子关系之间的关联较为有限,以爱为借口的惩罚性动机是目前虐待的深层次诱发原因。我国应当继续深化对于低强度虐待行为的控制,强化针对困境儿童的特殊保护,并以增强家庭资本作为主要突破点。     

中国弱势民众社会福利态度的双层解构

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需要为本的社会福利框架,因而了解弱势民众的主观态度对于社会福利政策的未来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社会福利态度方面的研究方兴未艾,难以对政策实行主观维度上的有效指导,因此本研究依托4 522人的实证调查从国别层面与国内层面双重解构中国的社会福利态度。研究发现,中国弱势民众的社会福利态度具有分化而非分裂的总体特征,社会福利态度既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点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的结构性特征,社会福利态度的分化并非源于个体认知能力与福利依赖心理,而是源于个体资本因素。基于此,建议积极完善当前社会福利制度,加速推进弱势民众关心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建设,进一步优化社会福利供应体系的外在环境。     

韩岗镇关爱女孩捐款及时

6月1日，荔浦县龙怀乡计生服务所开展“关爱女童”行动，给该乡5名计生服务对象、贫困女童、留守女童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用品、食用油、慰问金等，给她们带来了节日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