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三次产业影响作用的实证分析

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结合我国1983到2006年的有关数据，对我国FDI对三次产业的影响作用作出实证分析，得出结论，FDI在短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长期作用不显著。并结合我国经济现状分析了原因，提出要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需调整FDI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投资结构。     

人力资本与FDI效应关系在中国的经验分析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着重强调东道国的经济技术条件对它们的影响,即从东道国吸收能力角度进行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是吸收能力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只有用人力资本作为指代吸收能力的变量,才能定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东道国人力资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山西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策略分析

溢出效应是扩散效应的经济外在性表现，是跨国公司影响东道国技术水平的主要途径。溢出效应一般被定义为：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从而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但跨国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从而使东道国本土企业从中受益的情形。FDI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FDI进入东道国以后，通过微观机制对东道国本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通过对山西FDI溢出效应的分析得出FDI对山西作用的局限性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西部地区吸引FDI现状与对策研究——对重庆市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西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吸引外资来解决资金瓶颈,在“十一五”期间实现经济上的飞跃。本文从西部九大省市的数据指标出发,分析了西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并以重庆市为例,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的作用。最后对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中国FDI的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首先运用1999-2008年的中国外资和外贸总额数据,简要说明我国外资、外贸的现状;接着,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进一步确定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最后,对我国外贸政策的制定提出若干意见.     

FDI与中国的技术进步

目前我国引进FDI的效果的确不尽人意:引入外资依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短期内对我国的出口和经济的短期增长有显著的效益,但是对我国技术进步却没有足够的推动作用。随跨国公司引进的技术在我国的消化率极低,技术溢出效益几乎为零,难以通过消化引进的技术提高本国的研发能力。提高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的对策:促进本土企业的模仿学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在模仿和竞争中既扩大聊的技术外溢效应又促使跨国公司尽早将其先进技术投放中国市场。     

发挥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浙江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浙江经济在快速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地荒、水荒、电荒和用工荒的困境,这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负面效果。要改变浙江经济发展的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原理出发,分析了浙江省FDI技术溢出的现状及获取技术溢出效应的难点,并就如何利用FDI推动浙江经济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取向及其影响分析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域分布上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在产业结构中明显地指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上。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不断的集聚必然对广东经济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继续扩大区域经济的差异,加剧了广东三类产业结构的偏差、国内企业技术开发能力萎缩等问题。文章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策略     

外商直接投资、市场集中与福利效应分析——以我国零售产业为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产业资本的跨国流动呈现日益加速的趋势。实证研究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东道国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成本非对称的古诺竞争均衡表明:跨国公司的成本优势使其产量和市场份额相对较大,市场份额的扩大使其价格偏离帕累托最优水平的程度越大即市场势力增强,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也越大。以此为理论基础,对跨国公司进入下我国零售产业的市场集中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基于产业经济学的分析

传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习惯于从国家级的宏观水平上,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贸易流和投资活动作出解释。产业经济学对贸易流和投资的分析却有自己的传统,其特点是在产业级的微观水平上进行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经济学国际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揭示来自外国的竞争对本国市场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主要利用产业层面的模型去揭示市场结构对进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方法把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作为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在ＷＴＯ的规则下,这种产业经济学国际化的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和国内竞争政策的制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FDI与湖南产业结构调整——基于面板数据模型

利用湖南1994～2008年的三次产业增加值与实际利用外资额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FDI显著提高了湖南三次产业的产值水平,却未能有效推动湖南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及产业整合效应

本文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张、地区流向、产业布局和自由化趋势分析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从世界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偏移、服务业管制变革、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服务产业的特征等方面论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最后分析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多重效应。     

武汉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分析

本文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证明,武汉地区FDI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一定关系。FDI促进了武汉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产业结构偏差。因此,利用FDI的正面效应是推动武汉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之一。利用FDI的政策重点是优化投资环境和引资结构、增强本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促进集聚产业内合作机制形成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同时,要加强产业导向,培养本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产业成长和结构调整自主性。     

江苏省FDI和产业集聚关系实证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对FDI和产业集聚的关系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和产业集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FDI的区位选择除了受到产业集聚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外商示范效应（投资水平）、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     

FDI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产业集聚度测度方法中的E-G指数,测算1994年-2006年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几个行业的集聚度,结果表明在研究时限内医药和医疗器械行业没有达到集聚,但是其趋势图表明未来可以达到集聚。其余行业的集聚程度在不断提高,且呈现增强趋势。然后运用SPSSl2．0的Spearman测算FDI额与各行业的集聚度的相关性,用双尾检验考察其显著性水平,结果表明,二者呈现强相关性且在1％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行业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FDI行业集聚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某一行业大量聚集,不断加强与本地企业合作联系,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行业技术外溢并且形成行业创新网络体系的一种外部效应.本文从行业的角度对1999-2006年国内15个行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计量结果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差距.由此,得出以下结论:第一,FDI对于中国行业整体的集聚效应明显;第二,采掘业、制造业等9个行业集聚效应为正,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这些行业已经产生了良好的集聚效应,促进了相关行业技术外溢并且形成了行业创新网络体系;第三,农、林、牧、渔业等6个行业集聚效应为负,证明FDI在这些行业目前还没有形成显著的集聚效应.同时,也说明了这些行业吸收FDI的能力有限.     

FDI影响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或地区的产业竞争力问题，通过格兰杰检验得出，VDI与中国的产业演进和升级、生产率都互为因果关系，VDI对于我国产业竞争力产生了积极影响。指出必须在重视国家产业政策和劳工标准等问题的基础上采取措施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FDI对安徽产业结构的负面效应及对策

为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安徽产业结构的负面效应,更好地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安徽的产业分布情况,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扩大了三次产业发展水平,外资工业的结构性倾斜助长了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提出通过发挥优势和引导外商的投资来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     

内外资对江苏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旨在比较分析 FDI 和内资在江苏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并利用 STIRPAT 模型,引入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构建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结果表明,FDI、产业结构、内资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显著。江苏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是积极有效利用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