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甘棠》召伯之伯

《诗经·甘棠》历来被认为是一篇美召伯之德的诗作,对于其“伯”有三种理解:文王时,召公是“一州一牧二伯”的伯爵之伯,实是受文王之命佐治雍州;武王时,召公居上公与周公一起分陕,为东西二伯分治天下;成王时,召公位列三公尊为“太保”与周公一同执斧钺辅佐成王,亦是二伯.《甘棠》所记当是文王时召公与周公并分岐邦之事,而非武王分陕之事.诗云“召伯”正是以“二伯”身份来称颂召公当年在召南之地的德政功绩.     

浅谈武则天改元

<正>武则天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她实际掌权的五十年(公元655—704年)间,用的年号竟达33个!历史上的年号始于汉武帝,在汉朝,几乎所有的皇帝的年号都在两个以上,至晋惠帝司马衷,年号有11个。到明清,绝大多数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可见,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频频改元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证补

<正> 几年前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对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先后撰成《北凉缘禾年号考》(以下简称“缘禾考”)、《前凉年号新考辨》(简称“考辨”)、《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奉行年号之探讨》(简称“探讨”)、《升平十一年王念卖驼契及其说明的历史问题》(简称“卖驼契”)以及《新发现的高昌王阚首归和麹嘉年号考》等文。这些文字引起了国际国内     

“无以”注释考辨

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自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以来,印数已达347 000册。一般高校都把它作为中文专业古代文学课程的教材,权威性高,影响力大。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新1版所选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梁惠王上》)一文中对“无以”的解释,笔者认为不正确,现陈拙见如下。该句子原文为:“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朱东润选本注:“无以,一定要讲而不可止。以,同‘已’,作止解。”笔者认为,从前人相关的…     

金关汉简所见新旧年号并用现象举隅

本文以金关汉简为主要材料,对所涉及到的有新旧年号并用情况的简牍列举典型例子加以分析。认为汉简中新旧年号并用和个别纪年超长是由于改元诏书未能及时到达当地所致。     

茗菜与苔菜考辨——兼谈茶事之起源

茶事起于何时,向来有不同的观点.《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语,很多学者据此认为战国时代便已有茶之事,《中国茶叶大辞典》更是将晏婴列为古今第一茶人.本文利用文字学、词源学、版本学、气候学、地理学等方面知识,对《茶经》、《太平御览》、《晏子春秋》等书中的五段类似的引文进行逐一辨析.笔者认为《茶经》的“茗菜”引文并不可信,“茗菜”当为“苔菜”之误,或《晏子春秋》中并无“茗”或“苔”字,这条语料并不能被用来证明战国已有茶之事.本文还简要分析了先秦可能是茶的有关文献记载,认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先秦有茶的观点并不可信.本文利用“二重证据法”,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角度分析,认为茶事起于西汉.     

再谈《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撰写时间——与吴天墀先生商榷

《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以下简称《碣铭》),是一篇重要的西夏文献。著录在明《嘉靖宁夏新志》(以下简称《嘉志》)中。由于著录有误,笔者在《<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伊文》(以下简称《佚文》)①中,对《碑铭》的撰写时间,进行过考证,认为《嘉志》原文“大夏天庆三年八月十日建中的“天庆” (桓宗年号1194——1205年),应是景宗李元昊“大庆”(1036——1038年)之误。1930年拙文发表以后,     

对《养生主》篇疑难歧异的解说——读《庄》漫笔之二

《养生主》虽是短短的一篇,但文字中的疑难歧异之处却是很多的。本文旨在对这些疑难歧异之处,作出一些解说。一“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对这二句,庄学家们有种种曲折的说明。林希逸曰:“若以为善,又无近名之事可称;若以为恶,又无近刑之事可指”(《口义》)。依林释,则为善不近于名,为恶不近于刑,它皆可为乎?陈鼓应译曰:“做世俗上的人所认为的‘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世     

读《诗》柿札

《诗·邶风·静女》是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争唱的优美情诗。诗虽三章、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先说第一章,“静女其姝”句,便诸说有异。“静”应是“竫”的假意。但《说文》又云:“静,采也。从青争声。”段注引《考工记》云:“言画绘之事”;“分布五色,疏密有章,则虽绚烂之极而无淟涊不鲜,是曰静。”又《说文》云:青,东方色也。”所以“静“在此专指姑娘的容色,而非指气度。至于“姝”,《说文》云:“姝,     

孙奇逢对宋明理学三大公案的解读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他以合会朱王为纲,形成了对《太极图说》辨、朱陆异同辨、“王门四句教”三大理学论题的新认识。他认为《太极图说》之辨的实质是不同理学家站在不同立场而产生的本体论认识上的不同;对于朱陆之辨,他认为朱陆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学者要道问学和尊德性并重;对于“王门四句教”之辨,他认为“无善无恶”是论心而非论性。孙奇逢对此三大公案的超越性认识,使其理学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出明末清初的理学特色。     

《尚书·金縢》新探

清华简《金縢》提供了研究传世本《金縢》的新文本,清华简《系年》所载周初史事对《金縢》的研究也至关重要。这些新材料澄清了周初重要史事的基本脉络。周公所言"我之弗辟"指诛杀武庚,而非三监;周公遗《鸱鸮》诗于成王未获谅解是因为周公对摄政之事只字未提;最终使成王释疑的是周公以身代武王死一事的公布;成王与周公二人最终和解,进而开创出周人的基业。     

章回体《石头记》系他叙传考辨——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

章回体《石头记》之作者“曹雪芹”当是高士奇之曾孙、高衡之庶子,其所写之薛家即高士奇家,薛蟠即高衡,薛蝌即高岱,贾雨村即佟赋伟,贾家是康熙母舅之家佟家,贾宝玉是佟盛年之曾孙、夸岱第二子;林如海即曹寅,所写之事就《石头记》前八十回而言,从“林黛玉”进入佟家算起,时间上是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至康熙末年间。因此,章回体《石头记》是典型的他叙传,而非胡适等人所说的自叙传。     

有些封建帝王为什么不建年号

我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一般都采用年号纪年,但有几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是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在汉武帝以前,国君即位只采用王号纪年,不建年号,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汉王元年。第二种是出于“奉正朔”或重前代帝王的原因,不另建年。如五代时期的吴越,先后梁、、晋、汉、周、宋的年号;后周的代皇帝,都采用“显德”这个年,也不改元。第三种是借助盛世帝王的威震慑百姓,袭用旧年号。第四种是帝王在位时期短,来不及建立新年号。第五种是有个别朝代搞复,恢复周代不建年号而采用王纪年的办法。王号纪年比年号更方便一,但西汉以后,封建帝王们出于治需要,即…     

中国传统吉祥图表现手法论略

“吉祥”二字,自古就被认为是福瑞喜庆、诸事顺利的词句,这两个字始见于我国战国时期庄周所著之《庄子.人间世》一书,其中有“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一词,据唐朝成玄英注疏说“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将福善之事,嘉庆之征绘制成图画,就有了“瑞应图”或称“吉祥图”。     

《孟子·齐桓、晋文之事》批注

齐宣王②问曰:“齐桓、晋文之事③可得闻乎?”孟子④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⑤,【注释】①这篇文章节选自《孟子·梁惠王草句上》。《孟子》这部书是由孟轲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一起编订的,书中记载、反映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和政治观点。《齐桓、晋文之事》篇是孟轲的一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平心论高鹗》:林语堂对大陆红学家的反驳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中有不少文字是反驳大陆学者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家的,可谓“挑战典范红学”,尤其是“攻高鹗主观派之批评”一节从多方面对俞平伯《红楼梦辨》的论点进行逐条反驳,以证成其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而非高鹗,高鹗只是依据曹氏残稿进行“整理补订”而非“续作”的观点,同时对周汝昌及其《红楼梦新证》做了批评大于肯定的评价.林语堂之反驳俞平伯、周汝昌,议论不够平允,词气不够谦和.作为一家之言,林语堂的红学观点瑕瑜互见,某些论点还可进一步商榷、辩论,但不害其在红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辩正——与王立功同志商榷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出自《论语·阳货》,意思是说,只有上等的智人和下等的愚人是不可改变的。这句话,文意非常清楚明了,本无辨正可言,但读了《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二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新析》(王立功,以下简称《新析》)一文,反而叫人难以理解了。他认为,孔老夫子说“不移”并不是说“不可移”,而是说“可移”。这便是《新析》一文的“新”之所在。这里,我们禁不住要问:既然孔夫子不认为上智和下愚“不移”,而认为“可移”,那他直接说“移”足矣,何必言“不”?以己之愚见,《新析》所析者,非孔子之本意。现提出来与作者商讨,辩明是非,以免舛误。     

也谈古代的帝王年号

帝王年号自汉武帝创始后,为历来各种性质的政权所沿用,直到上世纪初才被废止。人们用它记录历史,书写文献,传承文化。在沿用过程中,帝王年号形成了一些独特制度,如新君即位必改元改号,一帝在位期间可根据需要数度改号,可采用三字、四字、六字的别调年号,亦不须避忌前人用过的年号等,总之其权皆操于当政者之手。甚至还可一年数号。这些制度到明清时方才一变。帝王年号是王权专制性的反映,也积淀了历史文化信息,应多加关注。     

《大唐新语》中“所”字的用法浅析

《大唐新语》是中唐时期的作品,记载唐代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上起武德(唐高祖李渊的年号,公元618——626年)之初,下迄大历(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公元766—779年)之末,全书体例模仿《世说新语》,分为“匡赞”、“规(讠东)”、“极谏”、“刚正”、“公直”、“清廉”等三十门类,共13卷,约八万字。明人刻本改题《大唐世说新语》或《唐世说新语》。作者自序云:“圣唐御寓,载几二百,声明文物,至化玄风,卓尔于白王,辉映于前古。肃不揆庸浅,辄为纂述。备书微婉,恐贻床屋之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