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法国的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位居世界前列。其《遗产法典》较为细致地界定了海洋文化财产的范围,规定了所有权问题、发现报告问题、考古发掘问题和相关奖惩措施。实践中,法国注重国家船舶豁免权,通过协定方式合作保护有关遗产。中国相关法律可以参酌《遗产法典》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实践,进一步完善水下文化遗产的发现报告制度和相关奖惩措施,增加对军舰等国家船舶的保护规定,增加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授权发掘规定,以期推动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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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作为作为国际航道,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多样的水下文化遗产,国家立法对这些沉船、淹没的古城、港口等水下文化遗产保存着的地域历史和海洋文明缺乏有效保护,通过文献梳理和比较评述,对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相关的立法现状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海外非法跨境贩运走私和拍卖使国家法律制度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方面面临巨大挑战,水下文化遗产所有权的复杂性导致南海区域合作保护中产生主权问题,南海区域的政治分歧与经济竞争给国家层面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带来困难,中国南海沿线水下文化遗产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有深层的必要性;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开展,中国与南海沿线各国应在国家立法层面探索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区域合作策略,沿线国家应建立合作机制,缔结关于水下文化遗产的协议或行为准则,应互相沟通和合作挖掘水下文化遗产,进行水下考古学管理和保护方法的学术培训,应建立南海区域水下文化遗产数据库,提供关于共同的水下文化遗产信息,每个国家有义务与区域中的其他国家分享信息,有将水下文化遗产的发现和活动报告和通知给其他国家的义务,还应有协调国家计划,磋商与协调南海沿线国之间的合作方式与内容并作出决定。     

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进程研究

中国曾是海洋强国,海上活动频繁,因此在近海遗存大量的水下文化遗产;水下文化保护从上世纪50年代起步,大致经历了艰难起步阶段、交流合作阶段和稳步发展阶段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在考古理念、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水下考古人才培养、水下考古力量整合和国际交流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以“南海Ⅰ号”的发现、发掘前调查、打捞出水和存馆保护为标志,中国的水下遗产保护工作逐渐走向成熟,取得很大的成就.     

论法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始于近代西方国家,现代以来呈现出法典化、系统化趋势。法国文化遗产法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迄今已形成以《遗产法典》为核心、以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颇具典型性。法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在立法体系、制度设计、理念应用等方面的经验,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内外自然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比较分析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是国家乃至人类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必须通过严格的保护和合理的开发,使其世代传承、永续利用。发达国家对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取得了很多的经验;中国的遗产保护事业起步较晚,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国内外遗产资源保护和开发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对中国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遗产资源多有启示。     

论两岸保护台湾海峡水下文化遗产之合作机制的构建

台湾海峡内存在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但由于长期政治割裂,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目前都无法独力完成对这些遗产的普查、勘探、保护、发掘和研究等工作。两岸应搁置政治分歧,构建一套合作机制以保护这些遗产。目前,两岸可以由海峡会和海基会牵头,达成一份《两岸合作保护台湾海峡内水下文物的协议》。该合作协议至少应明确合作的目标,合作的原则,合作的内容,合作的机构以及争端解决等问题,以期推动台湾海峡内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     

黄河水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黄河流域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水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价值内涵丰富。依据有关水文化、水文化遗产的基本界定，厘清黄河水文化遗产的法律定义，界定其法律保护范围，是相关研究开展的必要前提。结合目前我国黄河水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总结其所存在的概念界定不统一、认定标准缺失、法律保护规定不健全等问题，深度思考我国亟需加强黄河水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立法、修订和完善现行地方立法、推动有关调查开展和遗产数据库建设等多方面举措，构建并完善我国黄河水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     

有关我国的世界遗产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加入<保护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学术界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渐趋活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有些方面的研究有不足之处:一是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之间的研究较多,而其他类型的遗产如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景观等研究相对较少;二是自然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价值认识和遗产资源保护两个层面,其他方面如遗产资源利用等问题涉及较少;三是针对遗产资源遭到破坏的状况,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     

论中国应尽快批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业已生效的《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全球首个专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公约。公约界定了保护对象——水下文化遗产——的范围,指出了保护的内容,确立了若干保护原则,创设了多种保护模式,并规定了若干控制措施以确保其规定得到有效执行。为保护中国丰富的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中国应尽快批准该公约,享受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由来和发展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全球性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这一全球性工程30年来三大里程碑作历史回顾,并对世界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国家保护和国际保护、民间文化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保护等,作了明确的阐述.     

有关我国的世界遗产问题研究述评

中国加入《保护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学术界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渐趋活跃,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有些方面的研究有不足之处:一是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之间的研究较多,而其他类型的遗产如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景观等研究相对较少;二是自然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价值认识和遗产资源保护两个层面,其他方面如遗产资源利用等问题涉及较少;三是针对遗产资源遭到破坏的状况,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与路径

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存在文化遗产本体、环境、精神保护传承不足，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发展融合不够，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彰显三个主要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思想观念上缺乏符合中国文化遗产特性并遵从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价值取向的保护发展理念；在思路策略上重视保护传承而轻视发展创新；在行为方式上忽视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所致。新时代保护发展文化遗产，要在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坚持以发展促保护，以创新促传承，多措并举着力彰显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文化遗产法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主持人语]自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以来,国内学者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多探讨。从现有的研究状况看,学者们大都将关注重点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上,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以及特别权保护模式上,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则相对比较忽视,将文化遗产视为一     

从遗产保护的整体框架看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与未来发展

西方自19世纪以来推进的遗产保护专业化进程,对全球遗产保护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长期以来,全球的遗产被划分为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大类,这反映的是自然和人文对立的二元价值观。近年来这种遗产价值观遭遇到来自非西方世界学者的强烈批评,也推动了国际遗产保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诞生于21世纪初的农业文化遗产,本质上是对传统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反思与挑战。本文论述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与贡献,分析了两者与现有的国际国内遗产保护体系的区别与联系,并针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思考。中国在未来构筑综合性城乡遗产保护体系时,需要发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引领性作用。     

“文化遗产学时代”：问题与路径——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中国高校首届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对当下国内的"文化遗产学"发展趋势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目前存在的对遗产的大规模开发和以保护为名的破坏,其真正症结就在于"保护"无法解决最重要的"发展"问题.对于"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理论体系构件等问题,学者们认为,对此应借鉴国际学术界经验,不以固化的心态来对待尚处初创期的文化遗产学,不急于下定义,不使其过早地体系化、学科化.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对话体系,既对接国际研究新趋势,又结合中国本土资源,为学科建设拓展多元化的发展空间.同时应通过学科整合、多方合作营造学科发展的良性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学"体系.     

防止房屋征收拆迁破坏建筑遗产的法律思考

不当的房屋征收拆迁致使我国建筑遗产遭受严重破坏,其根源在于,一是地方政府文化遗产保护观念滞后致使征收拆迁对象的范围过广;二是现行法律不能有效提供防止房屋征收破坏建筑遗产的制度供给。防止房屋征收拆迁破坏建筑遗产,一要建立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的良性互动的认定建筑遗产的法律机制;二要对房屋征收的依据即"旧城区改建"和"文物保护"这两种公共利益的界定做出制度安排。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研究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具有多样性、地域性和娱乐性等特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目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变化,原来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技艺、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生存发展危机.因此,应加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并在资金、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法规,用法律保障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顺利实施.     

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法律治理

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区域协同法律治理承载着疏解非核心功能与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目标,但是须直面区域性立法法律位阶不明与文化遗产立法零散并存、解决急需问题立法的优先顺位与解决长远问题劣后立法关系、遗产资源禀赋差异与行政力量强弱悬殊难以完全对等协作的三重困境.区域法律治理中遵循效率原则、公平原则和正义原则,加强突出首都核心功能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立法协同、加强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行政协同、加强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司法协同.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思考——以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为中心的分析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所涉问题既具有西部大开发中文化遗产保护的共性,同时凸显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性。以法律的视角分析研究西部大开发中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有益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完善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推动,同时也是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发展的积极探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