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督抚与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清政府企图借官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地方督抚则想借官制改革的机会向中央夺取更多的权力，打破满清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双方的激烈斗争和冲突加剧了清末政局的动荡，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在客现上延缓了中国地方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共和罗马的阶级分权与政党政治——保民官v.执政官

在分析共和罗马的阶级分权理论和实例基础上,讨论了共和罗马的政党政治。认为在共和时期的罗马,存在贵族党和平民党的对立与合作,前者的党首为执政官,后者的党首为保民官,形成阶级分权的局面。平民制定的《关于任职最低年龄的威流斯法》排除了贵族党的成员少年高位的可能,建立了晋升阶梯制保证被选的官员具有统治经验。但这一法律不适用于保民官,由于保民官的立法权与执政官不相上下,这诱使一些贵族阶级的成员通过收养转成平民身份,从而获取保民官大权,由此形成了少年保民官与壮年执政官的对比。少年高位者在给罗马政治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非理性的因素。     

清初顺治朝巡抚之属籍

清朝于顺治元年入关,至十八年基本统一中国内陆.其所依靠的统治地方的军政首脑,主要是来自与满洲贵族利益关系密切的八旗汉军.清朝沿用"明制",以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其中巡抚以民政为主,至关重要.据统计、考证,顺治朝出任巡抚者125人,其中97人为汉军旗人,占78%,余22%为汉族籍.汉族籍出任巡抚,主要是清朝入关之初,满洲贵族出于拉拢汉族官僚士大夫及地方汉族势力的需要.随着清朝统治日趋巩固,汉军旗人几乎垄断了巡抚之职,汉族籍巡抚寥若晨星,且受到汉军督抚的节制、监控.因此可以说,清朝入关与汉族政权角逐,化劣为优,最终取得开国胜利,与其利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争夺掌握地方大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查理大帝的教会政策

加洛林王朝是西欧封建制度产生的起点,封建关系发展尚不成熟,继承王位后的查理大帝通过战争和实施基督教化发展封建关系,推行采邑制。基督教化加强了封建王权对地方的统治,巩固了以采邑制为基础的封建关系。另一方面教会的政治职能促进了教会的封建化,教士成为王室的官员,王权对教会的控制也由此加强。在此基础上在法兰克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世俗的和教会的两个并存的封建贵族阶层。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政权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非线性影响——基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财政分权改革为制度背景，结合财政制度环境因素，深度探讨财政分权、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09—2017年全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较低的财政分权水平会刺激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上升，随着财政分权水平扩大，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后，财政分权反而会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财政透明度是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拐点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地区财政透明度越高，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抑制效应越容易挤出刺激效应，更早出现两者的拐点效应；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债务风险水平下，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     

西方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探微

什么是贵族?有人会将出身、财富及封号等都作为构成一个贵族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比如国王、诸侯和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等。而这群在西方名叫法律职业者[1]的贵族,他们并不必然具有高贵的血统,他们之所以被人们尊崇,是因为受过严格的职业训练,掌握了用法律来治国的新的统治术。时至今日,贵族制度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已绝迹,唯独法律人还保留了穿长袍、带假发的古老贵族文化遗迹。本文试着分析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产生的社会土壤和内在因素,以求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从法律职业者"贵族精神"中获得某些启示。     

清朝文化政策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明末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明朝的腐朽统治，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趁势入主中原。为了稳定统治，满洲贵族对众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施以强制统治，反映在文化政策上，便是实施欺愚笼络和民族高压政策，并借编纂《四库全书》实现“寓禁于征”，查禁销毁大量文献典籍。尽管如此，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略述清朝督抚权力演变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清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随着时局的演变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中变化最显著的要数皇室（清朝政权力最高机关）权力与地方督抚权力的变化。纵观整个清朝督抚权利的演变，重满轻汉的民族主义，让清朝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汉人有排斥的思想。然而随着世界历史逐渐步入近代，保守的满族贵族的统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西学的传入，以及西方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清朝统治内部有了重大的分歧。那些具有开明眼光的汉族士人，在面对近代化的时候逐渐认识到自强、富国的重要性，在权力的演变中，逐步占据主动权。     

论准噶尔贵族对南疆的统治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准噶尔部贵族对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统治了近八十年。这一段历史,无论是研究新疆地区史,还是维吾尔史、准噶尔史,都是不可忽视的一页。本文试图就准噶尔部贵族在南疆统治的确立,准噶尔部贵族对维吾尔族人民的统治,以及维吾尔族人民反抗准噶尔贵族统治的斗争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准噶尔贵族进军南疆之前,广大的维吾尔族人是在察哈台汗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统治之下。十七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叶尔羌汗王阿布杜·拉西德(一五三八——一五七○年)之孙阿布杜拉汗的努力下,叶尔羌汗国与刚建国的清政府建立了政治、     

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和谐发展

文章分析了影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因素，总结出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可借鉴的教训，强调了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要结合起来，把握好集权和分权各自的限度，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使中央与地方关系朝着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财政分权及纵向财政不平衡对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公共财政框架部分之一的基础教育,也就是义务教育,也实行了分权化管理。基础教育的事权主要由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来承担,这并不合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提高"两个比例"的同时,却导致了纵向财政不平衡,使得地方政府入不敷出,不得不优先考虑经济发展等"硬指标",同时压缩基础教育方面的投资。支出上的分权也会导致地方政府减少教育公共品的供给。实证检验的结果证明了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于中国的基础教育中。     

论萨都剌诗词特色

论萨都剌诗词特色李增林，许兴宝元代是由蒙古族奠基并统治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蒙古贵族有过使人触目惊心、难以忘却的毁灭传统文化的反动政策。然而，我们又能观览到蒙古贵族在统治中国时期出现过的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诸如许多蒙古人、色目人以其出色的才华，用...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分权的法律实证研究

在宪法意义上,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处理,我国采取的是立法化的分权模式,在实在法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也都有关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分权的原则和具体范围的规定。但是,这些数量规模庞大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真正建构起一个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权制度体系,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在一些领域享有实质性界定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界限的法定权力．则进一步加剧了立法分权模式异化危机的关键所在,为此,必须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解释体制,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争议解决机制。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论春秋时期贵族婚姻的特征和作用

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贵族的婚姻由于受等级性、家族性原则的影响,反映在其婚姻生活中的政治性色彩极浓.而致使婚姻当事人的自主性极弱.家族性原则不仅产生了其婚姻生活的畸形.也基本消灭了其婚姻生活中的爱情的基础.贵族婚姻等级性特征则要求贵族各等级的娶妻纳妾的人数和妻妾的地位必须符合礼制规定,还要求贵族家族缔结婚姻必须在相应的等级内进行,其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婚姻在贵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也有微妙的作用.毕竟,春秋时期贵族的统治实质是家族统治,婚姻对其政治统治的作用,也能从家族生活中体现出来:它不仅具有保家庇族、繁衍家族的作用,也有依靠缔结婚姻、依托高门做法.以获取某种、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而且,一旦缔结不慎,就会导致亡族、衰族的危机发生.因此,为家族计,有利于贵族的婚姻就促成,不利于者就千方百计地消灭之,压制之,这便是贵族婚姻的最高原则.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