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为记忆:黄帝祭祀的流变

本文追溯了黄帝祭祀的流变,分析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不同人群赋予“黄帝”符号的不同意义,即对黄帝的不同记忆、理解和祭祀。文章着重辨析了古时朝廷将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与民间将黄帝作为“医祖”的祭祀之间的流变和分歧,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追溯民族始祖把黄帝当作“国统”与古代朝廷虚拟祖源把黄帝当作“皇统”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了传统中遮盖的嬗变,以及现代和传统之间的断裂。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说明,黄帝祭祀虽然是个古老的仪式,但却并不是所谓延续数千年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一个象征符号不断被创造、操弄和利用的过程。     

浅谈黄帝祭祀与中华民族的礼仪文化

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一直受到炎黄子孙的敬仰和爱戴,千百年来人们把祭祀黄帝作为一种礼仪文化世代传承。然而,近几年在黄帝祭祀礼仪中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各界关于祭祀活动的形式、内容、效果等问题也争论颇多。如何建立起一套恰当的、规范化的黄帝祭祀礼仪,使之更符合中华民族礼仪文化的发展值得我们去深思。     

黄帝与黄帝陵研究的新突破——《黄帝与黄帝陵》评介

西北大学历史系柏明、李颖科两位同志撰写的《黄帝与黄帝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3月版)一书是研究黄帝与黄帝陵的学术性专著,它标志着这方面研究的新的突破,它的问世,不仅是海内外学界同仁,而且是所有炎黄子孙值得庆幸的事情。研究黄帝与黄帝陵和研究其他古昔帝王及其陵墓迥然有别。一则黄帝是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上究竟有无其人,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二来黄帝陵究竟位于何处,从古到     

陶寺遗址不是黄帝及帝喾之都——与潘继安先生商榷

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一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而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潘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也没有一个论证能够成立,其附考所谓旁证也是没有理据的。潘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全部论证都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这个只可证伪而不能证实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其对文献的利用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舍此取彼式的,没有说服力;其对三皇五帝古史传说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默认传说中的黄帝、帝喾、尧均为个人,是未经论证、正确性没有保障的前提;其研究基本上是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之外孤立地理解陶寺部分遗存,因而并不能从考古学角度证明其观点。潘文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两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基础,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     

黄帝后裔

慕容鲜卑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任何事情都要依靠口口相传。从这样的传述中,他们知道自己为黄帝的后人。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紫》篇中说:“慕容氏自     

黄帝西安行迹考

中华始祖轩辕黄帝与西安市辖区之故土有无关系?今人没有专门论述。其实黄帝与西安有密切关系。首先,据载黄帝时开始冶炼,铸铜鼎象征国家权力,“铸三鼎于荆山之阳”,在西安市阎良区荆山原南。鼎在此,此即当时国家的中心地区。其次,黄帝仙逝之地,汉武帝修建鼎湖延寿宫,其地在西安市蓝田县焦岱镇。再次,黄帝梦游华胥氏国,其地在今蓝田县华胥镇一带。复次,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文字,古代修了纪念性建筑——造书(字)台,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长里村。最后,黄帝时的文明创造：如作宫室、劝蚕稼、做冠冕衣裳、制陶器瓦甑等,在西安的半坡、姜寨等古遗址中多有发现。     

论作为文学文化学的“西安学”

＂西安学＂从理论上说是一个学科集群。但中外城市学研究经验及成果表明,城市学主要是一种文学文化学,目标在于构建城市精神镜像。作为文学文化学的西安学应以城市的精神体验为主要方式构建城市镜像知识。其方法有直观体验城市和通过文学体验城市两种。本雅明对19世纪巴黎的研究及李欧梵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研究为文学体验提供了范例,西安学应以此为借鉴拓展其研究视界。     

从文化史到文化学:文明史观的复兴抑或重建?——对俄罗斯学术热点现象的评析

在当代俄罗斯学术界,无论是文化史的复兴,还是文化学的凸现,其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问题视角的学术基础都是文明史观。从历史角度看,文明史观对于俄罗斯学术界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文明史观在当代俄罗斯政治、社会和国际背景之下又被增加了一些新鲜的东西。俄罗斯史学家、文化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从文化差异和文明类型角度出发,竭力回应欧美学者的诸多诘难,力图重建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文化史、文化学以及文明史观在当代俄罗斯既担负着重大的学术使命,又承担着更重大的文化使命和更深远的民族使命。     

研究人,切莫冷落了马克思

<正> 人何以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理论学术界对人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热潮。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化学、伦理学、未来学……都从各自的角度,在探求人的奥秘。人是什么?解剖学曾对人的尸体进行过解剖,实验心理学曾对人的精神活动进行过     

生命文化学的科学诠释与性别建构研究综述

生命文化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支,从文化角度切入研究不同文化样态下的生命,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生命文化学研究的可能性、合理性、科学性与性别建构性是生命文化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后实证主义语境下,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显现出了新的研究特征与方向:探讨生命科学之规律、因果及解释力所表现出的文化张力,挖掘诠释学视域下文化生命的发展路径及文化生命的导向标准与性别特征。     

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西安晚报》社记者王世梅所著的《流徙文化论》一书从文化学的角度思考、研究人类的流徙现象,融文学趣味及理论探索于一体,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极富学术品格,是一本具有创见精神的文化学研究新著。“流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广泛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的生存、发展、进化等历史进程中,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大大小小的流动迁徙活动此起彼伏,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把这种表象的运动     

昆仑、黄帝神话传说与《庄子》寓言

昆仑、黄帝神话传说与《庄子》寓言朱任飞在古代的世界各地，童年的人类多有对山的崇拜，关于神山的传说渊远流长：古印度的须弥山，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在古代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当是昆仑山。对山的崇拜是和对神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在原始初民的心目中，山是...     

“事神致福”与“事死如生”——也说秦始皇陵出土铜车马的性质

针对近年学者提出的铜车马＂祭祀＂性质,通过对吉礼、凶礼内容及特点的分析,首先否定了铜车马是＂秦始皇奉献给天帝的祭品＂之说。又根据文献关于葬毕前后的＂奠祭＂和＂祭奠＂,结合覆土对遗迹的叠压层位关系,从秦始皇帝陵园覆土工序完成与否进行双重分析,认为铜车马遗迹属于秦始皇陵葬仪中的＂奠祭＂行为,目的为＂事死如生＂,而祭奠的＂事神致福＂应在寝殿举行。列举了铜车马某些部位的刻文属于计数方式和含义,同时强调了文化发展、融合当为古今文明之原始。     

“歌舞娱神”说辨——兼论原始艺术的功用

本文对古今中外绝大多数艺术史家、民俗学家都同意的一个观点——“歌舞娱神”说提出了异议,指出:一,古代先民并非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歌舞”的审美价值,因而也就不可能一开始就从审美的价值观出发,选择歌舞用于祭祀。二,“歌舞娱神”就是把“歌舞”后起的审美特性作为“先天原因”去推演古代的祭祀活动。三,许多艺术史家在论证歌舞和祭祀的因果关系上造成了混乱。四,本文笔者认为,歌舞在古代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最高手段”。先民们选用歌舞祭祀,目的不在于“娱神”,而在于向神表达自己深切的情感和意愿。歌舞祭祀完全不是从歌舞的“审美价值观”所作的考虑,而是从歌舞的“实用目的性”所作的选择。     

论黄老之学成说于稷下学宫

＂黄老＂作为一个学术名称,从字面意义上看,是指传说中的原始社会部落酋长黄帝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合称。而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人物,是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其结合的缘由又何在？廓清这些问题,对理顺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特别是道家学派的来龙去脉及演进历程,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先秦秦汉时期的黄河河神祭祀

<正>黄河河水的涨落影响着中国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人们对黄河的感情非常复杂,既依赖黄河提供的诸多便利进行农业生产,又畏惧黄河河水泛滥带来的灾难。在现实因素、万物有灵观念与阴阳五行说等思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对黄河河神的祭祀。从殷商到汉代,祭祀河神的活动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对河神的祭祀规格、祭祀用品、祭祀时间和地点等逐渐有了详细的规定,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河神祭祀制度。     

传承与价值并存:唐代乡村社会的祭祀和农耕生活

在唐代乡村社会,居民生活总是与各种祭祀活动和神灵崇拜紧密相连.这种祭祀目的的功利性,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反映.后世乡村社会举办的祭祀活动都与这种文化积淀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传承着这种富有农耕特色的祭祀文化.从唐代开始流行的人物信仰和行业神崇拜,都体现了农耕生活的重要性,而且,现代社会生活中依然可以追寻农耕文化存在的踪迹,成为农历节日庆典.尤其是唐代商贸、娱乐和祭祀同时开展的民间活动,对中国传统乡村集市和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关系霸权、阶级形成与身份区隔——建筑工研究的社会学视角综述与展望

本文是对以建筑工为研究对象的四项社会学研究的综述。周潇（2007）、蔡禾和贾文娟（2009）等从＂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建筑工地的控制与反抗关系,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和亓昕（2011）则分别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和＂工地政体＂的角度探讨了工人阶级形成的可能性。笔者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结合田野材料,提出建筑工研究的身份区隔视角。     

对祖国上古史应更新认识

1 谈到我们对上古史的更新认识,首先,就是黄帝,是不是确有这么一个历史人物?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黄帝曾和炎帝在“阪泉”发生过的三次大战。“阪泉”是北京市官厅水库以北地区的古称。过去旧史学界都认为这是春秋战国以后的“神话传说”,甚至有的讲到黄帝,说这是秦汉以后才出现的传说人物,认为中国上古史是“层累”建设起来的。这是前辈历史学者顾颉刚氏的著名观点。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是因为,除了《五帝本纪》、《竹书纪年》、《帝王世纪》之外,关于黄帝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了。在黄帝与炎帝“阪泉”三次大战之前,黄帝还曾经作过未知吉凶的占卜,《左传》僖公十三年就有关于这个占卜的记叙。可见这个黄帝并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基于波普尔“证伪主义”理论进行的分析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是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但对证明责任的分配,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在证实逻辑的指引下,很多研究以证明责任制度实施司法效果和功能发挥为依归,对现有理论和制度进行修正或批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证明责任制度的一些痼疾。实质上,＂证明＂并非只有＂证实＂一途,＂证伪＂同样是＂证明＂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我们将研究范式由＂证实＂转向＂证伪＂,极有可能为制度的反思打开新的窗口,继而为制度的重构开辟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