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

随着西晋政权的崩溃,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的社会现象,出现十六国纷争的局面.十六国时期的前期,北方社会的民族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共处的发展过程,其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取胡汉杂糅方针和胡汉分治的政策.     

论辽朝“因俗而治”统治政策形成的历史条件

所谓“因俗而治”,在《辽史》中原本是概括辽朝统治机构中官分南北、蕃汉分治特点而言的,即“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综观辽朝的统治政策便不难发现,“因俗而治”不仅表现在职官制度中,还表现在辽朝统治政策的许多方面。“因俗而治”政策的形成,是辽朝统治者出于加强统治的政治需要,根据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情况,不断调整统治政策的结果,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深入考察和研究“因俗而治”形成的历史条件,将有助于我们对辽朝实行这一政策客观必然性和这一政策在辽朝统治中发挥的至关重要的…     

近代北京的商会

近代北京的商会刘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抑制商业的发展，商人被视为四民之末，其社会地位和影响极低。这种情况在清朝初期的北京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统治者担心汉人联合谋反，因此对经商作出了更为严厉的限制，这使得北京的商人建立...     

丝绸之路视野下汉唐官服之革带探微

革带作为汉唐官员礼服中实用性与礼仪性兼具的重要配饰,虽然制出商周,但其具体构成的带钩、带身以及不断礼节化的过程,均伴随着丝绸之路连通的胡汉对抗、交融发展变化。这种状况的产生既与汉唐时期汉人夷夏观的变化有着较大关系,更是民族大融合、文明大交汇的具体展现。     

中华帝国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与治乱周期:从“风险论”出发

本文由曹正汉提出的“风险论”出发，以威权政体政权存续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治乱周期与统治者风险治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治乱之间，统治者透过何种机制调节动态平衡以维系政权，又为何调节风险平衡机制在某些时候能奏效在另一时点上却失灵。藉由历史制度主义的时序分析，本文提出风险治理的“不可能三角”，以解释治乱周期的波动，并发现风险调节机制之所以越到朝代后期越难奏效，肇因于开朝初期统治者为防制政变风险所采取的政治吸纳策略。这些策略随着时间演化及一连串反应序列后，破坏了统治者用来防治民变及外患风险的机制，并进一步弱化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导致国家能力下降，风险平衡机制失灵，从而陷入统治危机。     

浅析福泽谕吉对朝鲜防谷令事件的评论

防谷令事件(1889-1893)是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朝之间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其对该事件以及日本对朝政策的看法。事件解决前,福泽谕吉对甲申政变以来日本"因循姑息"的对朝政策提出了批评,希望政府制定"增进"两国感情、"促进"贸易的长期政策。事件解决后,为改善日朝关系福泽谕吉向政府提出"向朝鲜移民"的建议,并以"医生医治病人"来为事件中所采取的"文明流"外交惯例之外的"笔法"进行辩解。从最初对日本对朝政策的不满到事件解决后对其的建议、赞许以及为其强硬政策而寻找借口,这些都表现出福泽谕吉对朝鲜的强硬态度。     

日本学者论章太炎思想的转变

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近藤邦康认为章太炎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一八九五—一九○○)的思想主要是「种类」和「志士」这两个问题。关于「种类」,章太炎热心吸取西方思想,主张中国「发愤图自强」,同日本合作,一起抵抗泰西、俄罗斯。他提出建立学会,使「吾教」「吾学」昌盛,以唤起「种类」觉悟,争取团结。政变后他也以为汉人和满人应该一致御白     

强人巴育：当泰国民主遭遇将军总理

巴育在议会全票当选临时总理,身兼陆军司令、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临时总理、国家能源政策委员会主任四大要职,是近22年来手握权力最多的泰国总理。政变前他是救世主,政变后他是最合适的国家掌舵人,但上台后,他会将泰国带向何方。     

论朝鲜甲申政变时期福泽谕吉的中国观

甲申政变前,随着中法之间因安南的宗主权问题纠纷不断加深,福泽谕吉在对华观上也表现得日趋强硬。政变爆发后,福泽希望日本政府追究"主谋者"、"教唆者"、"实际活动者"清政府在政变中的责任,且提醒日本政府要做好战争的准备。期间,福泽发表了《脱亚论》一文,再次提出了中朝两国的灭亡论。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后,福泽认为中国的灭亡将不可避免。中法战争的爆发与福泽参与的甲申政变的失败标志着其亚洲观必然从"东洋盟主论"向"脱亚论"转变。     

教派冲突与印度分治

印度分治前后南亚次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教族仇杀事件。事件刚刚发生时,便有进步作家进行抨击,后来又有不少作家反思这场灾难的危害。本文选择了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的三部作品,简要介绍其内容,分析几部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及造成教族冲突的原因,认为印度分治并非英国殖民者蓄意所为,而是分治之前印度本身的宗教政治因素造成的,因此印度分治造成的教族仇杀是教派冲突之灾。     

简论奕欣在北京政变中的作用

简论奕欣在北京政变中的作用齐春晓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九月，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和恭亲王奕欣联合发动了宫廷政变，从此，叶赫那拉氏登上了政治舞台，政变中，西太后固然是中心人物，但纵观政变的前前后后，恭亲王奕欣起到的作用并不比西太后小。可以说，没有恭亲王，...     

印巴关系:难解之结

一、印巴分治的后遗症194 7年 8月 14日和 15日 ,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宣布独立 ,从而结束了英帝国对南亚次大陆近两百年的殖民统治。然而 ,按《蒙巴顿方案》对南亚次大陆所进行的分治 ,却给印巴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1.相互猜疑 ,缺乏信任印巴分治的第一个后遗症 ,是在两国关系发展中埋下了缺乏信任和相互防范的心理隔阂。《蒙巴顿方案》是依据“两个民族”的理论对次大陆进行分治的。这种理论为穆斯林联盟所坚持而奉为巴基斯坦建国的理论基础 ,但印度国大党则坚决反对。虽然印度国大党迫于当时的形势而接受了分治的方案 ,但…     

出处辞受之间的沉吟--张弘范诗词的文化解读

元代诗人张弘范是一位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他辅助忽必烈灭宋、建元.对此,<元史>等历史文献都以自豪和赞叹的笔墨予以记载.但身为汉人的张弘范,在为蒙元统治者的奋斗过程中,自己又有哪些心态呢?细读其据鞍横槊之余所赋的诗词作品,不难发现,张弘范对"出处辞受"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并不一致.本文试图对张弘范的这一矛盾心态予以分析,从而解读其诗词作品的文化内涵.     

《管子》贫富有度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管子》认为“贫富无度”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不能制定和执行“调通民利”政策。因而国家要采取薄赋轻征、取用有度和“轻重”之术等政策,实现“贫富有度”。这些思想对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启示。     

汉人亲属关系与人神关系的互动模式——对沂蒙山区三个信仰案例的思考

信仰研究与亲属关系研究分属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不同的领域,向来被认为是支配不同社会的文化机制,文章试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就人神关系与亲属关系的互动而言,选取三个各有所指案例:第一个案例显示,亲属关系优越于人与神之间的信仰关系;第二个案例显示,亲属关系让位于人神关系;第三个案例显示,二者存在交叉,交相为胜.此三套逻辑是汉人亲属关系与人神信仰关系之间互动的最基本模式,对于理解汉人社会运转具有理论工具意义.     

土耳其政变,埃尔多安是赢家

正他抓捕军中将领,整肃司法界和教育界,并要求引渡对手居伦。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个夏天的关键词是"变"。先是政变。7月15日夜间,土军方宣布"已接管国家"。首都安卡拉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外出现坦克,战机低空飞行,政变军人关闭跨海大桥,封锁交通。随后是平定政变。正在地中海海滨度假的土     

市场风向标:“南张北齐”主导拍卖市场

正在中国近现代书画市场,"南张北齐"(张大千与齐白石)无疑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与"风向标"。一场拍卖是否有他们的作品助阵,一季拍卖是否出现了他们的精品,这一年拍卖他们作品的成交状况如何……总之,只要出现"南张"或"北齐",势必引起关注。所以,要想考量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就不得不说一说"南张北齐"。表现平平,风头不再2016年4月5日,张大千1982年作《桃源图》     

英国撤离印度时期的土邦政策——兼析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的法律背景

传统观点认为,《蒙巴顿方案》导致克什米尔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英国撤离印度时期的土邦政策进行细致考证,认为《蒙巴顿方案》只是一项计划而已,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印度独立法》才是印巴分治的法律基础,但它并没有明确规定印度土邦的归属。笔者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独立之初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行动都缺乏法律依据。     

从多元视角解析清朝锁国政策的产生根源

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的产生不是由某一单方面的因素引起的,而是军事、经济、儒家思想及政治结构和中国历来的保守思想综合促成的.从最初看,锁国政策是为了防止倭寇并保护自身经济的发展,从军事上看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也给予了清朝统治者进行锁国政策的必要经济基础,在儒家文化以及历来的保守思想影响下,清朝统治者认为清朝天下为大,一切文明都不如清朝.正是这种夜郎自大的心态导致当列强入侵时他们才知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但为时已晚.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它限制了中国海外市场的开拓,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同时,它隔绝了中外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使得中国与西洋科技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并最终成为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从多元视角解析清朝锁国政策产生的根源,有利于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当中获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研究

北京市农民工子女初中后的教育问题正在凸显。由于北京学生不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北京市中职教育在不断萎缩。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对参加中职教育有很强的需求意愿,劳动力市场对中初级人才有很强的需求,同时北京市中职教育也有很强的供给能力。以教育政策控制流动人口规模、城乡分治和以户籍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中职教育的主要原因。借鉴各地经验,通过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向农民工子女有序开放中职教育资源,是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