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需求制约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是造成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制约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弱化和消除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应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从长远来看,要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要适应加入WTO的新形势,不断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要配合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城乡经济发展.     

制度结构效率及其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启示

制度结构效率是评价制度整体优劣的重要依据。静态的制度耦合决定着静态的制度结构效率。在制度 变迁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的均衡的制度变迁是动态的制度结构效率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已 经降低了制度的结构效率。为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必须转换制度变迁路径,优化制度结构,提高制度结构效 率。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与增长效率提升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呈现连续回落调整态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持续走低,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判断为周期性调整.由于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和需求结构等长期趋势正在发生逆转,标志着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经济已经进入发展阶段转换时期.为此,必须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增长效益上来,通过在规模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和管理效率四个维度持续推动改革,激活市场活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西方经济增长方式的演进与中国增长方式的转变

本文从分析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及方式的演进入手,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对实现中国“两”个根本性转变”提出了可行的政策思路和建议。     

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经济的总量增长与结构演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动及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实证分析表明,资本积累是中国经济20年来重要的增长源泉;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与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互补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明显的。     

开放和垄断:二元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路径

中国经济存在开放部门与垄断部门并存的二元结构。垄断部门开放步调缓慢压缩了开放部门的行业宽度 ,使开放部门投资过于拥挤 ,增长率趋于下降 ,对今后二十年保持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十分不利。加速开放垄断部门 ,将有力促进经济增长。开放垄断部门必须从转变政府主权机制入手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利用1994年至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从1994开始实行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行政管理支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且显著;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这无疑是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浅说

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国内外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均表明 :结构变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适时推进我国结构变动的进程 ,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动力与协调性分析

文章探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的效率、动力与协调性三个方面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0余年来,西部地区的劳动和土地产出效率明显改善,但资本的产出效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从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向了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这一转变是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直接动因,但与处于同一收入水平、同一时间阶段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投资率和投资率的增长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且下降速度较快。协调性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缩小了西部地区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新时期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应协调好总量增长与效率提升之间的关系、三大需求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财政分权既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形成有偏的经济激励,形成负面产出。基于1985—2009年中国省际数据,利用Simar与Vanhems(2012)所提出的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可测算以财政分权为条件并包含财政分权正面产出与负面产出的经济增长效率。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检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估算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经济增长效率为目标,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分权,而面向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优分权水平也会高于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水平。     

论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

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是两个不同但又相互密切联系的概念。经济增长是长、短两个不同时期的新增产值的对比,而经济效益则涉及不同时期的利润与总成本的对比。在长期中,经济效益是经济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基础,因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利润持续转化为投资,而只有不断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才能有高利润率（高效益）,才能有持续的新增投资,并取得理想的增长速度。但是在短期内,没有速度就一定没有效益,因为成本刚性在短期里难以克服。在剩余劳动力较多的国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取得社会效益的前提。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在提高技术水平和广泛利用劳动力之间达到有效的协调。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泡沫”问题分析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较大风险.文章结合"泡沬"产生的原因和经济动态无效的特征,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消除这些 "泡沬"提出了加大引进外资力度,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改变消费观念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真正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应将以物质财富的扩张为中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尽快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人本经济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该文认为1990-2008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是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产业变迁的一般规律,但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较低。与全国水平相比,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优势并未完全转化为经济优势,第二、三产业虽具有竞争力,但竞争优势不强,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是很明显。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应根据各个地区区位、资源、生态和社会经济等条件的差异,突出其区域优势,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以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

我国经济过去的30多年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研究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可以发现,虽然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一些重要的动力因素的作用正在衰减,从而影响未来的持续快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需要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创新效率、产业特征与区域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各地区创新投入的日益增加,创新产出却并未同比增长,创新效率差异不断扩大。产业成为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中间传导环节,各地区已有的产业类型和产业发展基础则成为影响特定区域创新产出效率的关键因素。实证检验证明,我国除东部地区外,在中部和西部,创新尚未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中部地区的创新产出增长速度远低于创新投入增长速度。在西部地区,创新投入越多,创新产出反而越少。在东部地区,创新投入之所以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主要受益于该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对知识转化的显著贡献,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以及该地区多样化的产业类型带来的技术溢出和传递;与此同时,该地区发达的对外贸易和企业规模大小并未对创新效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试图通过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分布曲线、分布特征以及其发展型式的研究,来说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进一步区域城市化转型选择提供依据。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二次多项式关系,且不同城市化时期城市经济增长分布特征不同;其次,随着城市化阶段上升,城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出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最后,不同城市化阶段,城市需求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不同。     

以消费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构建节约型社会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不是空喊口号,这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朴素而实用的经济学原理:以消费的适度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消费适度增长包括合理消费率的形成和消费结构的不断提升两方面。适度的消费增长,通过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增长、提升产业结构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以促进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文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来对上述论点作出论证。     

城市批发物价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

价格运动是市场机制的核心,考察一个国家和地区一定时期的物价水平,是研究该国家或地区相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以往我们见到的只有利用对外贸易资料推算的批发物价指数序列,但是我们不能找到他们推算的方法和依据的资料,因此无从判断其科学性。由于资料的限制,至今还没有一个覆盖全国的长时期的批发物价指数可以利用。作者运用可以找到的资料,对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的天津、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的批发物价统计资料按照生产和消费的用途进行划分,并运用加权平均方法重新进行推算。以此为基础,对黄河流域———以天津为代表、长江流域———以上海为代表和珠江流域———以广州为代表的三个地区的城市批发物价指数加权平均,推算出中国近代城市批发物价指数,并对其变动趋势和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初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