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关系探析

我国正式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只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其实质都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这显然与法学方法论研究者所讨论的法律解释即法官解释大相径庭。尽管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在涵义、性质、解释主体、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并且二者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实现衔接与合作。此外,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以及立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广泛性等也都证明,法官解释无法取代立法解释的地位。     

法律解释体制四题

在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下,行政解释、检察解释都具有溢出效力,因而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易导致其权力的闭合运行,破坏法制统一,违背法治原则,不利于人权保障,且其存在已于法无据,所以应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解释权符合人大制度逻辑要求,且其法律解释就解释场景来说也是应用解释而非立法,所以应当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为主体重构法律解释体制,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解释的监督者,法律解释权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中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法律解释制度是连结立法和用法的重要纽带,法律解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完善的法律解释制度成为法治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制度主要存在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以及迄今有效的有关法律解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解释主体多元化,解释分工复杂,解释范围模糊等。现行法律解释制度曾对法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呈现出一些问题,需要针对这些问题不断加以完善。     

实质解释论--一种能动、合理的刑法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则的应有含义进行解读,其目的是为了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实质解释作为一种刑法解释方法,是一种追寻立法原意的、具有正当性的解释方法。实质解释以法益保护的正当性为依据,其不仅仅从刑法条文的文字进行解释,而且以条文背后的法律精神为依据进行解释,从而确定刑法规制的合理范围。通过对实质解释概念、存在的必要性等问题的研究,可知实质解释是进行刑法解释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能动的、合理的刑法解释方法。     

论法律解释及分类

法律解释既是对法律含义的解读,又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方法。法律解释的目的和作用决定法律解释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以及整体性原则。鉴于传统法律解释分类的狭隘和粗疏,法律解释应作规范解释、个案解释、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的分类。     

法律解释体系的重新构建--论我国的法律解释体系及其完善途径

完善的法律解释体系是我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纵观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系,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如若长期存在必将影响我国法律解释体系功效的发挥,进而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必须对我国的法律解释体系进行重新构建.其关键是调整现行立法解释、重新定位现行司法解释,从而使整个法律解释体系和谐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     

论法律文义的一般与具体解释

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与法律方法的基础与核心。一般的文义解释是按照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和通常使用方式进行的解释，一般通过在立法与法学研究中对法律概念进行定义，对法律条文的语法与句法进行界定、解析完成。具体的文义解释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时，一般文义需与案件个体情况相结合，通过参照其他解释方法而确定法律文义的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的正当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本身具有的开放性、概括性与案件的丰富个性产生的冲突,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之间出现的矛盾等都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来协调。正当性又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尤其重要。法律解释的正当性问题应当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来考察。法律解释的形式正当性包含有权解释的主体和解释的程序两个方面,法律解释的实质正当性则是指法律经解释后所得到的解释内容的正当性问题。     

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探析

中国古代的立法解释与法律相伴而生 ,并在法律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解释主体实际上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由于中国古代立法解释技术的日臻成熟 ,解释的方法亦多种多样。这些都突现出了历代中国对立法解释的重视     

重构法律解释

关于法律解释的诸多争议,大部分应归咎于法律方法体系的混乱。因而,重构法律解释的关键在于为其在方法体系中寻找合理的定位。一方面,法律方法体系的建构必然暗含"裁判理念",它从根本上决定了法律解释是服从立法者抑或主张创造;另一方面,解释方法置于法律推理的理论框架下,将其与背后的实质性依据(理由)紧密结合,最终转化为围绕相关证据的"论辩",不仅突显了其方法论意义,也理顺了与其他方法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法律解释应做"减法"的课业:放弃对法律适用的"正确性担保"、设定解释方法运用的限度、清理解释方法清单,并致力于开发"解释规则",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简论司法解释和其它法律解释

司法解释既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形式之一 ,又是法治的一项制度 ;既是规范性法律文件 ,又是法制建设活动。健全司法解释制度是实现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文章作者根据我国法治实践 ,对司法解释和其它有权法律解释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论法官解释权的确立——兼论司法解释的真义

法律解释由解释的任务、标的和主体三项要素构成,它与审判活动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逻辑联系。“司法解释”的概念,应是对这种紧密联系的回应和强调。法律解释的平意方法以及解释中避免混入价值判断,并非保证法律适用客观性的关键所在。确立法官的解释权主体地位,使司法解释显性化,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这才是推进司法独立的当务之急。以最大限度保全或最小程度丧失法律的确定性为标准,在配置法律解释权的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来保障解释客观性,最终获选的是由法官进行法律解释。     

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

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私家解释”到“官方解释”的过程,目前依法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分享法律解释权。然而,此种法律解释权配置现状却存在法律依据欠缺合宪性与合法性、立法与司法解释倒置以及实践中司法解释混乱等一系列问题。据此,文章在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后,提出应制定统一的法律解释法、明确赋予法院法律解释权及实现个案解释与统一解释并存等建议。     

“网络诽谤解释”之刑法解释论剖析

“网络诽谤解释”以实质解释论为立场,扩张了诽谤、寻衅滋事等罪的成立范围。特别是“网络诽谤解释”借助“累积犯”理论解释诽谤罪的“严重情节”,本质上创制了一种新型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而网络诽谤公诉情形的增加为公权力介入言论自由打开了缺口。形式解释论以法律条文为中心,禁止司法机关的入罪解释,但不排斥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坚持形式解释论可防止传统犯罪网络入罪的异化,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彰显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精神。     

类推解释及其系属性研究

类推解释不是推理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纯粹逻辑运用,而应视作为一种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类推解释的概念和系属问题,将更有助于狭义法律解释方法的系统科学性的建设。他们的准确适用有利于把握法律条文语义内涵、法律意蕴和社会意义,推动法律适用的有效性与公平性目标的实现。     

试析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下的司法解释制度

作为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下的一种重要制度,尽管司法解释得到逐渐改革和完善,但仍然存在一些弊端,需要加强立法,理顺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的关系.司法改革的方向不应以判例法取代司法解释,而是要建立司法解释与判例解释相结合的解释体系.     

法定视野中的目的犯检析

法定性是考察和界分目的犯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直接关系到目的犯范围划定,最终影响司法认定。解读法定目的犯的法定方式,不应囿于"目的"、"意图"等主观性描述,仅仅作形式界定,而应该探求刑法规定的实践价值,作实质性解释。非法定目的犯表面上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实际上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因而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法益侵害则是划定非法定目的犯的基本标准。检视目的犯在立法上的不足,作出相应的调整,将有利于对目的犯的正确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