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缓适用条件重构研究

死缓适用条件的立法重构具有重要的政策与现实意义.现行死缓适用条件在立法规定上不具有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起码明确性,在政策上不能有效地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方针.死缓适用条件的重构应满足实现明确性、提高死缓制度地位、确保死缓适用的高比例等要求,为此可以尝试建构一种以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为前提的"反向"确定的死缓适用条件.     

新旧刑法关于死刑立法之比较

新刑法在死刑立法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刑法总则对死刑适用条件、适用对象、死刑核准程序和死缓制度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刑法分则从死刑罪名的具体适用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从而大大削减了死刑罪名的规定，限制了死刑的适用，使死刑立法更加准确化、科学化。对新旧刑法关于死刑立法加以比较，旨在正确贯彻我国慎用死刑的原则和体现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发展     

死缓本质新探——从死缓规定本身的法理逻辑矛盾谈起

新刑法对原刑法规定的死缓制度作了修改,进一步体现了限制死刑的积极意义。但是,死缓的本质是什么,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缓刑?本文通过对死缓制度规定在刑法第48条中本身存在的法理逻辑矛盾,重新诠释死缓是一种特殊的缓刑,并提出应将死缓制度规定到刑法“刑罚的具体运用”一节中的立法建议     

被判死缓的犯罪人适用假释之制度检讨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假释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假释,这与刑法规定不一致。立足于假释制度的立法宗旨,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假释的排除性条款、考验期、立法学等角度对我国的假释制度进行审视,力求从立法和行刑实践中完善现行的假释制度。     

论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

死缓制度是基于功利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制度模式,其实质是死刑的转处制度,即：附条件的以其他刑罚代替原判刑罚的制度。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有：量变质变规律、德治刑法文化的历史传统和刑罚个别化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死缓的适用范围,就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阻却条件,因此应在立法中为其规定一个指导模式。     

死缓复核程序适用问题的检视与修正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死缓的案件,在二审程序中同时进行死缓复核是国内法院的一致做法。究其原因,现有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模糊处理为高级人民法院将两程序合二为一制造空间,1994年《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中“第二审复核”的规定是两程序合二为一的起点。将两程序合二为一能够有效减少办案压力,并且“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刑事司法观阻碍司法办案人员对此做法正当性的思考。死缓复核程序与二审审判程序具有本质区别,并且有独立的程序价值。将两程序合二为一既有损程序正义,也无益于司法公信力。应明确死缓复核程序仅基于中级人民法院“报请”启动,应增加二审开庭率、持续推行正当程序理念以确保二审审判质量。     

惩罚根据阙如说下“法益恢复现象”的制度设计

“法益恢复现象”存在立法上缺乏统一规定、司法实践中判罚不一和理论上从宽依据众说纷纭等问题。关于“法益恢复现象”的体系地位,将其置于犯罪论和刑事责任论中的学说并不合理,应将其视为刑罚论的组成部分。在从宽依据上,应坚持惩罚根据阙如说,从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惩罚根据的缺失中探寻“法益恢复现象”从宽处罚的正当化依据。在制度设计上,应明确“法益恢复现象”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采取总则和分则相结合的二元立法模式,并为该现象设置不同梯度的刑罚处罚后果。     

论我国死刑立法的完善——兼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比较

作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死刑立法与公约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一是在实体规定方面,我国立法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力度不够;二是在程序规定方面,我国立法对死刑适用的法律程序要求偏低。立足于完善我国死刑立法和更好地履行国际法义务,笔者建议我国立法减少死刑适用罪名、扩大死缓适用范围、统一死刑复核程序、加大减刑和赦免力度。     

公正与功利关系协调下的累犯制度

我国累犯制度是报应论与预防论一体化运行模式的产物,是公正与功利价值并取的体现。公正作为刑罚的首要价值应当得以优先性认可,与此同时,功利价值同样是刑罚不可偏废的存在,并且功利可以有限度地调节公正价值。刑罚一体化的价值兼顾是累犯制度内在的应有追求,“公正优先,功利调节”是累犯设置的正当根据及其完善的方向指引。遵照这一价值定位,累犯制度应当在立法规定与司法适用中对此作出积极回应,从而契合累犯制度设置的初衷,实现公正与功利之间的良性互动。     

死缓执行变更问题研究

修订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刑法 ,均对死缓执行变更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但究其规定 ,尚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为此 ,针对死缓执行变更为死刑的条件、死缓执行变更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条件、刑期计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向死而在的形上学思考——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探讨

死亡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绕过的"致命"问题,在人生众多的可能性中死亡是惟一确定的。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体现了一种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就是"向死而在",人生就是"趋向死的先行"或"先行到死中去"的奔向死亡的过程。承受死亡,体验死亡,"先行到死亡中去",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与自由,这才是人的存在的本真性。     

论《庄子》的生死观

生死观贯穿《庄子》全书,是其核心理论之一.身死心不死、齐万物与等生死、天人合一与县解、人间世与不枉死是构成《庄子》生死观的四个有机命题.这四个命题不仅澄清了《庄子》生死观的内在理路,也显示了《庄子》生死观的社会成因.     

法院调解的文化解释

法院调解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法院民事审判权的主导性运作方式。尽管法院调解的弊端日益突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受到一定的挑战,但是,法院调解的主导性地位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其重要原因便是人们的法律观念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崇尚和谐,这种文化性格决定了古代中国人对于诉讼的态度,决定了无讼、息讼等法律观念的产生。这些观念渗透于司法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现代性框架下教育的人文精神缺失——兼论教育目的观与教育过程观

现代性框架下的教育以“知识就是力量”为旗帜 ,教育过于注重“科学”、“理性” ,看重功利和目的 ,而在教育中丧失了人文精神的熏陶 ,教育活动成了目的的奴隶 ,教育过程被忽视了。教育应该重视本体价值 ,重视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 ,让学生更多地感悟生命的意义、体验人生的价值。教育应该是在人文精神的指引下走向过程与目的的统一。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是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对罪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现实情况为实行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提供了可行性,但必须对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的适用条件、具体程序和制约机制作出具体规定。     

道家生死观的理论内涵及现代价值

道家生死观主要涵盖了贵生乐死、生死必然、生死自然、生死气化、生死齐同、不死不生等系列理论。其中流贯着道家对个体生命的理性执著和对死亡困境的精神解脱。道家生死观对现代人建立系统的生死哲学和科学的生死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基础

科学发展观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奠定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提供法律保证;蓬勃发展的基层民主实践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积累经验;农民工代际转换及利益诉求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条件更为成熟。     

法律术语标准化刍议——以民商法律部门为例

术语标准化是术语工作的重要内容,随着法律语言学研究的不断展开和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法律术语标准化对研究法律术语、统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意义.法律术语的选定和命名:1.坚持单名单义性;2.通俗性与学理性相结合、注重学理性;3.合乎本族语言习惯与稳定性相结合、注重稳定性.在对法律术语的定义进行描述时,需要注意语义法定原则和简洁性原则.同时,在进行标准化过程中,还可以对法律术语进行类别性划分,以方便法律工作者的使用.     

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问题的反思

我国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在适用中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我国消费者应享有的健康环境权,对经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要研究,对“三倍”归责原则要进行多法整合的修正。     

论司法自由裁量权及有效监控

市场经济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对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建设与完善提出了极大挑战,法院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对当事人权益提供法律保护的做法也屡受责难。如何发挥法院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使法院成为一个能动的司法者,在遇到“法律缺位”时,运用法理精神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判决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法院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及有效监控的论述,强调法院应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完善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