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评析

从传统中寻求富有建设意义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中西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基本主张.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是其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人的异化问题而引发的保守传统道德的回应,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还要面临一个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撞问题,"中体西用"成为了这一思想的核心理念.西方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依托的市民社会、人文主义价值等前期思想资源,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所缺失的,这使得创新传统成为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摆脱困境、实现发展的必需.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其理学经世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兴起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分析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特点及其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洋务运动发生的思想背景。清朝道光年间,曾经为“康乾盛世”起过点缀粉饰作用而盛行一时的乾嘉汉学,一 在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面前,显露出它的陈腐和无用。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国计民生的治学之道,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     

关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森所写《曾国藩的实事求是观及其渊源》（娄底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说“实事求是是曾国藩理学思想及其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准则”，“其理论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类说法，我疑难颇多。（一）关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曾文的题目表明作者重视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但文章所说的渊源，只是作者的看法而不是曾国藩及许多学者的看法。曾国藩哲学思想渊源之一，是以姚鼐为首的桐城派。其“为学渊源盖得之于桐城姚氏”。（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国藩从早年起就“…     

曾国藩军事战略思想初探

曾国藩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在近代中国具有多方面影响。就军事方面来说,他手创的湘军兵制开了后世兵为将有之先河,其军事战略思想也值得后人研究。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在他多年从事的战争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当时太平军的顽强抗争与清廷的猜忌干扰这一双重压力之下的产物,本文拟从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的历史出发,仅对其军事战略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探微

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既具有传统农耕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又具有近代文化开放的思想因子。研究和探析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对于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缯、鄫、曾与随国关系论考

在夏、商至西周时代东西方有两个缯(鄫、曾)国,一在山东苍山,一在河南方城,都是夏的后裔之国.姬姓曾国与姒姓缯国在周代同时存在,两国没有任何关系.曾与随虽然同宗,但绝非一国而二名.曾国最早活动于湖北北部,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便已依附于楚国.春秋中期,在楚人的帮助之下,曾人势力向北发展,占据了随人的一部分地方,甚至将都城也移至随国原都城所在地随州附近.至春秋后期和战国之际进一步向东发展至河南信阳一带.     

曾国藩的家教观

曾国藩非常重视家教。他曾说过：“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①曾国藩家教当然有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而且有些地方明显地反映出他立场、观点、性格上的矛盾和两重性。但它的主旋律还是好的,是给人以教益的,有许多东西是可以为今人所借鉴的。立志和敬恕是作人之道教育子弟,当然首先要从教人做人开始。曾国藩教育子弟作人强调立志有恒。他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②他要求子弟立志走的效法圣贤之路,要认真琢磨,改造自己的品格气质。“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     

曾国藩法制思想探析

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在其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法制思想。本文重点探析了其“一秉于礼”、“重典救时”、执法宜慎、清理积讼积案、严以治吏的法制思想和实践。他继承了传统的法制思想,同时有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清理积讼积案、严以治吏等方面,不乏创见,在晚清颇具代表性。     

论曾国藩的家教思想

曾国藩家教思想的形成主要渊源于曾氏家风、儒家思想、阅历经验等;其家教思想的内容主要有恪守祖训、传授人生经验、注重家庭伦理、肩负子弟教育、重视妇女内训等方面;其家教思想的特点是教育者应注重以身作则和因材施教、受教育者要相互砥砺和注重自我修养等。     

论李鸿章幕府特色

李鸿章幕府是晚清著名的幕府之一,自1862年沪上开府始,至1901年李鸿章去世终,共存在了40年之久。在这40年中,它内而洋务新政,外而邦交订约,参与了李鸿章所有的政治活动,处理了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同时期其他幕府相比,它无疑极富特色:首先,具有变局意识;其次,富含改革精神;第三,事功突出,瑕瑜互见。     

曾国藩与莲池书院

曾国藩总督直隶伊始曾寓居莲池,较关注全省最高学府--莲池书院的教学,并为之选任新山长,后更把书院当作向直隶士子宣传<劝学篇>的主要窗口.曾氏关怀独具特色,使书院在全省的移风易俗上发挥了表率作用,对直隶学风、文风的近代转型乃至教育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曾国藩理学思想发微

本文从曾国藩书信、日记、家书、诗文等文献中梳理出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曾国藩是否有自己的理学体系、是否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家的疑问。通过条分缕析曾氏理学与程朱理学的区别与联系,文章认为曾国藩理学的主体内容是继承宋学而来,但也有他自己的发明与创造。具体表现在:在性命理论上,反对空谈性理,更重视理学观念的实践,实用色彩鲜明;在认识论上,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改造程朱关于“格物”的认知;在修养论上,调和了理学内部关于主静与主敬的分歧,提出敬中致静、动中求静、在理学义理的践履中追求心灵安静的观点。     

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应该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曾国藩。《讨粤匪檄》,在内容上与事实严重背离,在思想远远落后于时代,根本不值得称赞。此外,尽管曾国藩战胜了太平天国,但是,他对清王朝的前途没有信心,产生了严重的＂望死＂情结,但是,曾国藩已经意识到了要向西方学习,并且身体力行,客观上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曾朝节心学思想发微

从宋元至明清,作为哲学概念的"心"之内涵不断丰富发展。曾朝节作为万历年间重要的湖湘哲人,继承了"曲烈明裔"的严谨家风,秉持"宣情达理"的甘泉之学,弘扬了"根植性命"的心斋学说。在心学理论建构上他秉承"根植性命"的思想:强调"培植灵根"而重视心灵修养,希求达到高妙悠然之境界;反对"着念多妄"的邪行而提出"至道无因"的心论;讲究以心统情、以心养性、心性合一,推崇"听灵山偈"式的静观体悟方法,实现了"因信积善"式道德论与践履论合二为一的理论建构。曾朝节独特的"太极-心"式的心性论经由"洞察"至"体悟"的过程,其蕴涵的哲学体系因拓展了心学的逻辑运思路径,对后世湖湘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